談及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般都開始於1927年。那時胡適認同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的“見識與人格”，和他們一樣，基本上是支持蔣介石的，甚至認爲蔣介石的奮鬥目標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是相同的。
“九?6?1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中，胡適與蔣介石一樣主張妥協、退讓，幻想通過外交努力爭取國際聯盟的支持，解決中日雙方的矛盾。兩個人是惺惺相惜的。
1937年，胡適被聘爲“國防參政會”的參議員，並接受蔣介石的委派，赴英、美從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開始決心變妥協爲抵抗。
全面抗戰爆發後，胡適開始爲蔣介石當“過河卒子”：胡適不僅拋棄了“不談政治”的承諾，還拋棄了“不入政界”的承諾。
1937年7月，胡適接受蔣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盡心盡力，也爭取到了美國的一些支持，但蔣介石不滿足，對胡適也不是很不滿意，1942年免去了胡適的大使之職。胡適無官一身輕，直接留在美國講學、演講、做學術研究，算是離開了政壇。
抗戰結束後，蔣介石任命胡適爲北京大學校長，又宣佈胡適爲國民大會代表。
1946年6月，盛情難卻之下，胡適從美國返回。
1946年到1949年，胡適是堅決擁護蔣介石的，這是兩人關係的蜜月期。
首先是1948年初，蔣介石甚至推薦胡適出任總統候選人。
胡適也力挺蔣介石：“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裏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
1949年到1958年，國民黨敗退時，胡適帶着蔣介石給的任務去了美國。在胡適經濟困難時，每年都給胡適一筆錢。
1952年底，胡適應大學之邀，赴臺灣講學。蔣介石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又是接見邀宴，又是請其共同閱兵。胡適是很感動的。
此間，胡適在和蔣介石的接觸中，婉轉批評蔣介石權力過大、無言論自由，並勸蔣介石要向美國等民主國家學習。
胡適是真心爲蔣介石好。所謂忠言逆耳，對胡適所說，蔣介石不但聽不進去，且深受刺激，以致失眠。他在日記中記道：“胡適來此遊覽，招待及聽取其報告，約談十五分時，乃寢。不料寢後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時，服藥後亦不奏效，苦痛極矣。此乃爲胡之言行或爲美國近情所致乎？”（蔣介石日記，1952年12月12日）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矣。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爲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蔣介石日記，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
但這個時候，蔣對胡雖有諸多不滿，但尚未開罵。
1954年，蔣介石的“總統”任期將屆滿，胡適專程回來，毫無保留的支持了蔣介石。然而，蔣介石卻將遠在美國的胡適列爲防範對象，因爲有人要推胡適做“副總統”候選人，這顯然不在蔣的計劃之內。
蔣在1954年1月記道：“對蔡斯來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適爲副總統無理取鬧，皆有深切研究與合理之腹案，但暫置不答，以靜觀其變化如何也。”（蔣介石日記，1954年1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
蔡斯（WilliamsC。Chase），美軍少將，時任美國駐臺灣軍事技術援助團團長。左舜生，中國青年黨黨魁，1949年後移駐香港，對臺灣時政常有批評。
好在胡適事先事後都表示堅定地支持蔣介石，此事並未釀成兩人芥蒂與衝突。
前邊提到了，1958年，胡適回臺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一次兩個人的碰撞。在胡適那一邊，肯定沒什麼，但在蔣介石那裏，則成爲了兩個人關係的重要轉折點。因爲，從那一次後，蔣在日記中就再沒說過胡適好話，只有惡語相向。
蔣介石個性多疑、敏感而又固執，自尊心極強，論人注重細節，他對下屬的惡感一旦產生，很難改變。蔣介石歡迎胡適回臺，現在看來，其用意一方面不過是將老虎收籠，免得其在美國亂髮言，不便控制。另一方面則是爲其裝潢門面。不料胡返臺後，卻非常“不識相”，這使蔣如芒刺在背。4月底蔣在“上月反省錄”中將胡專列一條：“忍受胡適之侮辱，不予計較，此或修養之進步歟？”自這次對胡適產生惡感後，直到胡適過世，他三年多的日記中，提到胡適均是攻擊與謾罵之詞。
例如：“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爲其目的。伍憲子（民主社會黨主.席）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爲，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嘆……經兒（蔣經國）婉報胡適與其談話經過，乃知其不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勸我要‘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不知其對我黨之仇恨甚於共.匪之對我也。可恥。”（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30日）
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臨時條款”案，爲蔣連任三任造輿論。胡適對此很是反對，曾說，當領袖的人應該培養繼任人，到了適當的時候，便推選這個人出來，還應全力支持他。這纔是大政治家的風度。他說美國的羅斯福，沒有培養繼任的人，只有他個人一再的當選下去，這是羅斯福的錯誤。在這裏，胡適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提醒蔣介石引以爲戒，不要重蹈羅斯福的覆轍。
到了1960年年初，“國民大會”臨近，“總統”連任或繼任的問題更爲突出，臺灣報紙上甚至報導說胡適“可能以不出席會議來作消極的抗議”。?0?2
2月20日，“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臺北召開，胡適還是出席了，並且又當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在蔣介石宴請國大主.席團的宴會上，胡適又特別大講“無記名投票”的歷史和優越性，說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脅，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點不願受人操縱選舉的意向。但他的話當場便遭到國民黨人士的反駁，他們說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要維持黨的紀律，無記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黃季陸甚至竟說美國憲法也是記名投票的。受到這種無知而又蠻橫的圍攻，胡適很生氣，曾對人說：“我現在倒希望他們用記名投票。記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擔心“他們可能用舉手，不用記名投票”。後來，修改臨時條款案三讀通過，在報上公佈了，爲蔣介石連任三任辦妥了法律手續。
曾經有人問胡適，連任三任是不是蔣介石自己的意思?
胡適回答道：“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會這樣做的。他老先生覺得他對國家的責任未了，身體還好。年紀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韓國的李承晚，大過蔣先生十歲，像西德的艾德諾(阿登納)，像英國以前的邱吉爾，都是年紀大過他的。凡是做過大領袖的老一輩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說是錯的。問題是在修憲，尤其是爲了三任連任問題而修憲，這是把大門打開了，現在大會出席的人數是合法了，以後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了。你既然爲連任三任而修憲，他們就爲創制權、複決權等問題而修憲了。憲法並不是不可修憲的，大門一開了，給一班爭權的人來要求創制複決權，就無法再關上了。
過不幾天，胡適便因心臟病進了醫院，但還是去“國民大會”參加選舉。自然是蔣介石又連任第三任“總統”。這一次，胡適卻沒有去給蔣致送“當選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