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極具影響力的啓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先後畢業於福建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
他所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光緒二年嚴復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名學生被派到英國學海軍，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他雖然是學海軍，但他名馳中外的，是翻譯西洋名著。
他曾參加過唐才常主持的張園“國會”，被推爲副會長，容閎爲會長。清**曾命令拿辦參加會議的人，嚴復乃避難上海租界，致力於譯書事業。
先後譯成《天演論》、《名學》、《羣學肄言》、《羣己權界論》、《原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中國教育芻議》諸書。以古文介紹西方學說，嚴是中國第一人。
他和同鄉人辜鴻銘、林紓齊名，爲文壇三雄，不過嚴復是致力於把西洋學說介紹到中國來；辜鴻銘則是把中國學術思想翻譯成外文，輸送到國外去；林紓則是以古文通俗爲終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條工作之路。
辜鴻銘曾在德國和法國留學，回國後爲張之洞幕友，專研中國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義》。他的思想爲復古派，反對共和，不求功名，不過卻瞧不起同鄉遺老陳寶琛和鄭孝胥。他的記憶力特別強，精通各國文字。
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曾經延攬嚴復，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堅決拒絕。
他曾說： “袁世凱是什麼東西？夠得上延攬我。”
待到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迫袁離開軍機大臣位子時，他卻頗同情袁，不勝惋惜地說：“看來看去，袁還算是一個國家的柱石，置之閒散，未免可惜！”
這是個真性情人，當袁世凱倒黴時，別人對袁世凱都是避之不及，他卻敢站出來爲袁世凱說話。他也是袁世凱坐火車回原籍，去車站送行的兩個人中的一個；而另一個就是楊度。
民國成立後嚴復任京師大學堂的監督。
當全國一致擁護共和時，他認爲當時是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
組織籌安會，楊度主動去找嚴復，開門見山地說：“幼老，您是反對共和制度的，近來德皇威廉第二也說共和制度不宜行之於中國，您對此有何高見？”
嚴冷冷地說：“我沒有高見，國事不同兒戲，豈可一改再改！”
楊說：“中國非統一不可，欲統一則非有一雄豪君主統御，我們想發起組織一個研究國體的團體，請幼老爲發起人如何？”
嚴復冷冷地答： “你們何必研究？稱帝稱王自爲之可也。”
楊見話不投機趕快改變口氣說：“幼老您錯了，政治主張不本學理而行則不順，學者不以其所學獻之國家則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豈可高臥不出，如天下蒼生何？”
這句話卻打中了嚴的心坎，於是說：“好吧！你們去發起，我可以列個名。”
第二天，籌安會發起籌組的消息在報上刊佈，嚴復的大名赫然在發起人內。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號鐵仙，生於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
李爲光復會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長沙求學，得識黃興、劉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黃興爲首的華興會，並約集同志者創建了一個“黃漢會”，作爲華興會的外圍組織。“黃漢會”意即反對滿清，恢復黃帝和漢族的榮耀。
李燮和參與了華興會的一系列反清活動，曾與譚人鳳等策劃在湖南寶慶(今邵陽)一帶組織起義，參加過萍醴起義，失敗後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後，黎元洪委他爲長江下游招討使，他到上海策動警察響應起義，在吳淞掛了一個“光復軍總司令”名義。
刺殺宋教仁案發生後，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調和南北自任，實際上是因爲窮得沒有飯喫，想借此找機會。恰巧碰上了楊度，即被楊所收羅。
民國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要回國時，袁授意他寫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並命法制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送交《亞細亞報》發表，正式拉開了恢復帝制的序幕。
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全國，發表籌組籌安會宣言，全文如下：
“我國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激於情感。但除種族之障礙，未計政治之進行，倉卒之中，制定共和國體，於國情之適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
“故自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正式**遞嬗之交，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祕魯、智利等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麥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陪國家於無**之慘象。
“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鑑乎？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爲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爲深切明着，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爲移植。
“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爲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爲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譭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
“我等身爲中國人民，中國之存亡，即爲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對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所見，以盡切磋之義，並以貢獻於國民。國中遠識之士，鑑其愚誠，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中國幸甚！”
宣言中所謂的“國中深識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凱，以“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爲袁世凱的忽而贊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覆無常而辯護。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擡出來，舉了那麼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證明君主較民主爲優，中國不能不施行君主政體；
最後硬性地作出結論，明確地提出君主制較民主製爲優。
八月二十三日，籌安會在石駙馬大街正式成立，推楊度爲理事長，孫毓筠爲副理事長，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爲理事。
楊度如此熱衷於君主制，肯定有趨炎附勢的動機在作祟，但不能否認，那個時候，他在思想上就是這樣地認識。他是學者，基本的良知還是有的。楊度的一生，極富戲劇性，這個曾經的搞復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後竟加入了共.產.黨，成爲了一名社.會.主.義者。
籌安會給會員的通知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爲討論之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籌安會成立後除了發表宣言外，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各團體選派代表晉京，共同討論國體問題。全國都知這是袁家班的把戲，做官的趨炎附勢，爲保持祿位，紛紛覆電贊成，並答應派代表入會。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處相繼組織分會；只有廣東分會取名爲集思文益會，系梁士詒派所組，不肯依附於楊度的籌安會。
籌安會雖然通知會員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爲討論之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會員填寫入會書後，發現籌安會並不是個研究機構而是一個行動機構，它的行動就是“勸進”。
對於志願參加入會的人來說，巴不得這是個“從龍”機會，所以當籌安會把投票紙分別發給各省代表，請他們在紙上填寫“君憲”或“共和”時，大家當然一致填寫君憲了。
籌安會做了一個好像今日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卻都是假的，雖是假的，卻假戲真做。
接下來，籌安會發表了主張“君主立憲”的第二次宣言。
這個宣言分爲求治和撥亂兩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僞共和而行真君憲”；撥亂部分則說：“無強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於元首之位。……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爲兵選。”
結論是“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則而行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