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一八九四年到過武漢一次，印象很不錯，武昌首義成功，引發先生無限遐想。當初武漢準備起義時，他的主導意見是準備得再充分一些，不要急於發動。就在他準備把自己的意見電告湖北的黨人時，卻在報紙上看到了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
一想到這件事，先生總要禁不住心潮激盪。他決定還是先朝拜首義聖地。
四月九日，孫中山一行人到達漢口，遂換“裕江”輪過江達武昌。同行的有孫夫人盧慕貞，子孫科，女兒孫媛、孫婉，隨行人員有宋子文、胡漢民、汪精衛、景耀月、程超明等人。
碼頭上人山人海、鑼鼓喧天，鐵血十八旗、五色旗掛滿街頭。長街兩旁擠滿了人，人們爭先恐後，一睹革命偉人的風采。
閱馬場都督府佈置一新，黎元洪帶領着大小官員，列隊迎候。孫中山在衆人的簇擁下步入都督府大廳。
稍事休息，黎元洪設宴招待中山先生一行。席間黎元洪致歡迎詞，熱烈歡迎孫中山一行來鄂視察，盛讚孫中山“功比堯舜”。
孫中山在答詞中則稱黎元洪爲“民國第一偉人”。
飯後，黎元洪親自送中山先生一行去黃土坡鹽署，那裏爲中山先生設置了行轅。
第二天清晨，黎元洪親自過來接孫中山諸人，趕到閱馬場時，蔡濟民，吳兆麟、蔣翊武、李翊東等首義元勳已會同三百多各界人士列隊恭候。
黎元洪介紹中山先生與首義元勳們見面，中山先生親切的和大家握手。
介紹到吳兆麟時，中山先生說：“吳兆麟，我知道的，首義的總指揮，了不起。”
聲音一落，大家一陣掌聲，吳兆麟很激動。
中山先生突然想起什麼，問：“熊一槍在嗎？”
熊秉坤上前與中山先生握手，於是，熊一槍的名字傳遍了各地。接着，中山先生健步走上了主席臺，發表了題爲《共和與自由真諦》的演講。
中山先生在講演中，盛讚武昌首義的偉大功績，熱情洋溢的指出：“吾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事業尚未着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先生的講演，獲得場內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
講演結束後，中山先生與首義功臣們合影，隨行的宋子文先生，用相機留下這歷史瞬間。
中午，黎元洪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孫中山爲表謝意，將一“文明棍”做爲禮物，贈送黎元洪。棍長約一百釐米，柄上雕着“老來怪”和“四腳獸”圖案，棍上刻有中山先生手書：“銘新老人逸仙刊貽”一行字。
雖然不是什麼貴重之物，但因爲是中山先生所贈，又有先生親筆，黎元洪還是特別珍愛的。
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一行憑弔不久前的陽夏之役戰場，面對被炮彈變成廢墟的漢陽兵工廠，中山先生很心痛，說應當籌措資金儘快恢復生產。
此前，中山先生已經知道了，北洋軍在攻取漢口時，殘忍的發火燒房。看到漢口街道，被燒成一片廢墟的慘景，先生的內心還是被深深震撼了。他很難過，眼睛潮溼了，久久地沉默着。
中山先生憑弔完後，爲首義中犧牲烈士的敬仰，留詩一首。有如下名句：“武昌飈發，胡虜土崩。既攻既擊，拯我弟昆。雖拯我昆，大功則成。人生有死，死有重輕。死以爲國，身毀名榮……”
返回武昌途中，黎元洪陪同中山先生一行遊覽黃鶴樓。
中山先生登高遠望，看長江滔滔，龜山蛇山相望，頓覺心胸開闊。
先生問身旁的汪精衛：“情趣如何？”
汪精衛答道：“眼前有景道不得。”
黎元洪插話：“昔人已乘黃鶴去，孫君今登黃鶴樓。”
逗得大家一陣大笑。
中山先生看到武漢被長江和漢水隔成三地，心中突然冒出一個大膽想法。自言自語地言道：“要是有一天能在江底挖一條隧道，把三鎮連在一起，該有多好？”
黎元洪在一旁馬上附和：“好主意！好主意！”
遂叫人取來筆墨，清中山先生以“開挖隧道”爲題，寫一條幅以激勵後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題筆寫下：“溝通大洋之頂水點。”
他說：“欲求鞏固安全之策，非遷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論，又有南京、武昌之爭，而兩地相交，乍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區別。然而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關係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認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這番話，黎元洪和湖北的這些人聽着，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於十二日離鄂去滬，臨行前給報界聯合會寫信一封。言道：“聯合會諸君大鑒：……文於武昌首義之地，心馳已久，故中道來鄂，既得承黎副總統之大教，且與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於一堂。慰百戰之辛勤謀建設之端緒，誠知非數日間所能竣事，只願以最鍛之時間，慰向來之渴望，其不盡之情，留待他日重來，再作詳述。報界諸公，當不此匆匆見責責也……臨楮神馳，肅此侯撰安!孫文謹啓。”
中山先生此次武漢之行，給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讓他感動，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層民衆的熱情和擁戴。
一個爲民着想的，把老百姓記在心底的人，是會得到民衆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愛戴的，而來自人民羣衆的愛戴，也能更使領袖人物對民衆更深懷敬畏之心，所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這一次，孫中山和黎元洪個人也結下了深厚情誼。兩個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後來，黎元洪第二次從大總統的位置上下來，衆叛親離，四面楚歌，中山先生爲安慰黎，特派汪精衛請黎元洪到廣州敘舊。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偕夫人宋美齡北上，途經天津，在張園小往，黎元洪獲知後，即遇李根源前往拜會。
中山先生此時已重病在身，兩人再次見面，百感交集，豈料這次見面竟成永訣。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黎元洪聞此噩耗，異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設靈堂祭奠，親自日夜守靈，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後大受感動。
這是兩個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剛一柔，一張楊一沉穩，一放蕩不羈一不露聲色，……他們這對偉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稱道。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剛柔並濟吧。
黎元洪提出的軍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黨人的幾個都督，李烈鈞、譚延闓、胡漢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對，袁世凱無法推行。中山先生離開鄂後，黎元洪不忘先生“社會革命”的重託，決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身體力行推行“軍民分治”，在他看來這肯定是利國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將總攬大權的軍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設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職，互不干涉。
行政管理總需要富於管理經驗的人來擔任，民政長黎元洪選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詳做湖北的民政長。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別字樊山，號雲門，晚號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緒進士，歷任渭南知縣、陝西布政使、署理兩江總督。辛亥革命爆發，避居滬上。袁世凱執政時，曾任參政院參政。
樊增祥在文學上的成就更引人關注，做爲同光派的重要詩人，詩作豔俗，有“樊美人”之稱，又擅駢文，死後遺詩三萬餘首，並著有上百萬言的駢文，是我國近代文學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產詩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爲官，十分注意嚴法、宅心、平恕。由於他長期處於貧困的生活中，養成一種堅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經世三十多年，精於人情世故，加之經常出入張之洞府，受張點撥，對文官從政之路十分精通，在執政時以果斷的作風、出衆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評。
黎元洪早就對樊增詳在知縣、佈政史、二江總督的政績有所耳聞，其爲官給黎元洪的印象極佳。武昌首義後，樊一直住在上海，黎元洪於是派人帶着自己的親筆信去滬請樊出山。
樊對革命和共和可能沒多少好感，加之政局不穩，他意圖觀望而不想出山。對黎元洪能想着他還是很感動的，但還是婉言謝絕。
黎元洪於是求助於袁世凱，請他以大總統的名義，對樊加以委任，但樊還是堅持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