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很快就來到了1934年的1月中旬，司徒先生的歸國之旅也即將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周文這段時間一直充當司徒先生的貼身警衛的角色，兩人相處融洽，已成了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
不知是因爲司徒先生到了國內後得到了最高級別的護衛，還是日本人自己覺得司徒先生將捐款交給國府後再無下手的必要，司徒先生在國內的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倒也平平靜靜，沒有受到日本人的騷擾，但周文依然盡心盡職，不敢有絲毫鬆懈。
其實司徒先生到了國內後，以傭兵團和侍從室軍稽處的實力，又是在華夏自己的國土上，周文完全沒必要親自貼身護衛，自己大可以將警衛工作交給趙曉金或是張曉平。有他們兩個任何一個在場，即使小日本想搞什麼陰謀，他們也能護得住司徒先生的安全。
但周文卻是放下傭兵團的各項生意和工作，不但是自己親自出馬，而且趙曉金和張曉平兩大高手也隨時在側，就因爲他要做到萬無一失。
先不談周文對司徒先生這位愛國老人的敬重和欽佩，就是這一個多月來，兩人交流和商定的那些事情，讓周文於公於私都不容許司徒先生出一丁點意外。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周文要借這個機會跟司徒先生建立緊密的合作和結下深厚的友誼。
這還不僅僅是購買航空俱樂部和步話機這些事情，周文還有些私事需要司徒先生的幫助。
所謂私事，其實就是周文對自己家人的安排和考慮。
抗戰一旦爆發，周文不知道經過自己這個蝴蝶翅膀的扇動，歷史還會不會按照原有的軌跡發展。
原來的他人小勢微，自然難以對歷史的走向造成什麼影響。
但現在已經不同。首先是經過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他和他的傭兵團已經在國內聲名鵲起，更是在民國高層有了一定的影響，不再是別人眼中的小角色。
而且他相信，隨着他在上海以及山西的一系列佈局的逐漸展開，傭兵團的實力也會越來越強，影響力也就會越來越大。再加上他現在跟校長的關係逐漸改善，起碼有了能夠隨時請見並提出自己建議的機會。
這就讓他在未來的衛國戰爭中有了一些話語權，哪怕這種話語權是微乎其微的，但也有可能對抗戰的進程造成一定影響。
就比如說，他之前跟校長建議的上海和南京在戰爭爆發後的戰役構想和戰術思路，校長已經召集了陳上將和張長官等幾個心腹進行了祕密的討論和推演，結果是什麼不得而知，但起碼說明自己當初的建議已經在校長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打得日不落國和米國哭爹叫娘一潰千里的小日本可不是喫素的，他們不僅僅是官兵素質強，而且戰術指揮也及其高明。在戰場局勢發生改變的時候，他們同樣也會調整部署。
戰術上的調整週文不怕，他怕的是小日本做戰略上的調整。
一旦小日本做出戰略上的改變，就會導致原有的歷史軌跡發生改變。比如日軍的攻擊重點不再是沿着長江逆流而上，而是突然轉到山西和陝西方向，越過秦嶺高原向四川攻擊，先不說這種攻擊戰略能不能成功，但是山西和陝西的淪陷卻是有很大可能的。
那樣的話，傭兵團就將陷入日軍重兵的包圍之中，雖說不至於就會被日軍消滅，但戰鬥空間將會被大大壓縮，生存環境也會變得非常嚴酷。
周文和兄弟們自然不會退怯，大不了就跟小鬼子打游擊戰好了，即使戰死沙場也是無怨無悔。但是家人們可沒必要跟着部隊受累。
周文之前就有打算，自己的父親和即將成婚的妻子，還有兄弟們的親屬，最好是乘着戰爭前就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區和國家去。
那在二戰中最安全的國家就莫過於米國了。
以前他是寄希望於老亨利一家，但還是覺得不怎麼保險。畢竟老亨利和小亨利都是屬於米國社會的中下階層，即使不缺錢，但其它方面的能力有限。
現在如果能夠得到司徒先生的幫助，以司徒先生和安良堂在米國的實力和影響力，自己和兄弟們的家人去了米國就多了一個保障。周文倒是不需要家人們在米國如何奮鬥發展，只求他們能夠平安生活就行。
這天已經是1934年1月15日，在參加了國府爲司徒先生舉行的送別晚宴後，周文、趙曉金、張曉平和體淨以及軍稽處的一干警衛護衛着司徒先生回到了位於中央軍校深處的臨時駐地。
爲了安全起見，司徒先生歸國期間都沒有住什麼賓館飯店。在上海時是下榻在淞滬警備司令部楊司令的一處別館中。而在南京時，校長專門騰出一棟位於中央軍校內，專供外國高級軍事專家居住的洋樓作爲司徒先生及隨從的下榻之所。
當然，現在司徒先生真正的隨從司徒海、司徒江和雷豹三個都還在上海盧家橋基地苦苦訓練。而周文他們幾個就成了跟司徒先生形影不離的隨從。
幾人下車上了樓後，酒意微薰的司徒先生叫着周文就走進了書房，而張曉平在給兩人上了一壺熱茶後，就悄悄退了出來，守在了門口。
他知道，司徒先生明天就要隨着國府派出的一個代表團一起回米國，在臨行前肯定有許多話要跟師兄交代，他自然要保證他們的談話環境不受打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