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是這樣描寫此次見面的：“九龍倉大戰中，和英資爭奪九龍倉的另一位資產雄厚的華資財團主席，名聲響徹世界的第一船王包王剛爵士。
在匯豐銀行大班沈弼的引薦下，私下會見了目前在九龍倉收購戰中舉足輕重、握有大量九龍倉股票的李程。”
報道提及的三人，在香港商業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如何能不引發衆人熱議？公衆熱議的事，媒體自然會迅速關注。
於是各路記者紛紛來到中環，一家家地詢問茶社店員是否見過李程和包王剛本人。據說有人真的找到了二人會見的蛛絲馬跡，並大肆報道，引得衆媒體跟風前往長江實業和匯豐銀行一探究竟。
對於這種坊間風傳的小道消息，李程和沈弼均矢口否認，稱從不知此事。越是神祕的話題，越容易引發人們一窺究竟的慾望。
正因爲李程和沈弼的否認，人們對這個話題更加好奇了，絞盡腦汁地想找到將他們連在一起的線索。
沒多久，市面上又流傳出一種說法。說這次會見是李程主動發起的。但是這種說法很快就被很多行內人士否定了。
據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所說，李程向來不喜歡求人。
而且根據媒體之前的報道，以及九龍倉股票所展現出的情況來看，李程已經擁有了九龍倉2100萬股股份，在這次收購戰中處於十分有利的位置，而包王剛則因爲行動過晚處在被動的位置上。
再加上李程從商多年，一直非常低調，這次他也只是默默地收購了九龍倉2100萬股股份，並沒有說要爭奪九龍倉控制權，所以他可以將手中的九龍倉股份賣給包王剛，當然也能賣給很多人。
當時也在九龍倉爭奪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怡和洋行，非常樂意得到李程手中的股份。
畢竟，對九龍倉勢在必得、急於求購的是包王剛，而非李程。不管二人見面到底是誰先提起的，他們總歸是見面了。
經過一番商討，會面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
李程將自己名下九龍倉的股票，以每股36港元的價格全數轉讓給了包王剛。
就這樣，只用了一杯清茶的時間，兩人便完成了香港商業史上非常有名的九龍倉爭奪戰中，至關重要的一次商談。商談結果讓兩個人都很滿意。
包王剛得到了九龍倉股份。
李程也從中獲得了1億港元的額外利潤。九龍倉的碼頭貨倉可以成爲包王剛日後發展的根據地，幫助其發展海上航運。有了九龍倉，包王剛纔有了可以在陸地上大展拳腳的地方。
關於這一點，著名作家陳衍俊在自己的書中做了詳細的記述。
內容如下：在1977年3月，李程手頭已掌握了九龍倉18%的股票，幾乎與怡和系財團對等（怡和財團控制有九龍倉20%的股票）。
面對這一激烈競爭的局勢，李程考慮到，既要照顧好匯豐銀行與怡和財團之間的關係，又必須妥善地處理好“長實”與“船王”的關係。
既要做到努力避免劍拔弩張的局面，又能爲“長實”的股東謀利，還要爲未來的長遠發展留下回旋餘地。
雙方經過20分鐘的商議，李程將已掌握的2100萬股九龍倉股票轉賣給了包王剛，滿足了包王剛的願望。
從這筆轉讓中李程收穫了純利一億港元。
包王剛動用7.5億港元即贏得了價值98億港元的九龍倉控股權。各得其利，各取所需。
這件事，在當年香港商界中曾被看成一個尚未解開的“謎”團，蒙上了一些神祕色彩。
從客觀情勢及後果來看，李程當時的這一高“招”，也即是“以和爲貴”“以退爲進”“以讓爲盈”的經營策略。
他這樣做，既能使包王剛滿意，得到英資金融巨頭匯豐銀行的首肯，也讓“長實”股東下得了“臺階”。
其實，這是很高明的策略。暫時的“退讓”，有效地調整了“長實”與“船王”和“匯豐”之間的關係，併爲不久之後“長實”贏得事業上“質”的飛躍埋下了一個很大的“伏筆”。
其中“奧妙”，很值得經濟界專家們細細予以研究，但李程實收“一箭三雕”之效，棋高一着，蓋“商界奇才”也。
1977年4月2日，包王剛通過公司正式向媒體宣佈，他本人和包氏家族已經購入了九龍倉20%左右的股份。
按照當時的《公司法》，持股超過該公司16%的股東，就可以成爲該公司的董事。包王剛和他家族手中所掌握的九龍倉股份已經超過了《公司法》對成爲董事成員的規定值。
因此，怡和洋行和置地的現任大班紐璧堅不得不同意，讓包王剛和他的女婿羅傑一同加入九龍倉董事局。
因爲李程的慷慨解囊，包王剛參戰雖晚，卻依然獲得了首戰的勝利。5月7日，香港《明報晚報》發表了對他們對李程的採訪，並且明確表示，此次採訪的主要內容跟九龍倉大戰有關。
專訪內容如下：“如今，九龍倉事件已經披露，包王剛手中握有九龍倉20%的股份，併成功以此股份進入九龍倉董事局。
雖說此事如今已成定局，所有行動和交易都已塵埃落定，但仍有很多人想知道其中的內幕和祕密。”
然而這都是外界的消息，李程父子在這次交易中最大的收穫並沒被外界所知，那就是香港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在匯豐銀行的9000萬股股票將以每股七元的價格，由包王剛負責轉賣給李氏父子。
加上之前暗度陳倉獲得的股票差價4億8300萬港元，這也是李德斯正式以自己的姿態進入香港金融的第一步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