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南京戶部還管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這些東西存於南京玄武湖。順便南京戶部侍郎也因此經常兼任總理糧儲。
王錫爵的目光落點在稅款和鹽引上，他認爲高務實最有可能對這兩方面動手。
糧稅不是商稅，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歷來是繳稅大戶，而在“海瑞戰徐階”之後，一條鞭法已經在南京諸省實行十幾年了，現在這四地都不再收取糧食等實物稅，而是通通該徵銀兩、銅錢。
如今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按照王錫爵對他的觀察瞭解來看，這位高司徒對於稅收問題格外固執，很難相信他會放心南京戶部自己搞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徵收的稅額還不達標，少了七萬三千多兩銀子，理由則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風災，影響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錫爵當時人在蘇州，自然很清楚這件事是瞎扯。風災倒是真的，造成的影響也的確是有，可是這事和徵收糧稅稅款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關係。
爲什麼？因爲朝廷收稅的額度是相對固定的，不會因爲你受災而變動額度。只有一種情況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災而免稅，或者明確准許某地某年減徵多少。
朱翊鈞前些年因爲朝廷比過去富裕了不少，經常性批准減免稅收，其中以皇莊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國各地加起來減免稅款高達七十萬兩，雖然當時高務實不管財務，也差點被氣死了。
在經過他的勸諫之後，朱翊鈞纔有所收斂，後續這幾年，每年在全國範圍內的免稅、減稅大多保持在三十萬兩以內。至於去年，因爲定策了要開藩禁，朱翊鈞在這方面更加嚴格，全年減免只有十四萬兩，而這裏頭基本沒搭理江南風災這一茬。
換句話說，南京戶部說少收了七萬多兩稅銀是因爲風災，這個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腳。
其次，江南風災雖然肯定會對經濟造成損失，可江南糧稅早就不依賴江南自產的糧食了，江南諸省自己都要從湖廣買糧，這江南風災怎麼影響糧稅？湖廣糧稅也歸南京戶部管，但湖廣又沒風災，更不可能影響。
這些人裏頭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錫爵這樣官商兩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災之後得找點手段彌補。
糧稅減少，實際上就是這麼來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戶部不願得罪的人。
王錫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當然首先就會認爲高務實是盯上了這件事，繼而要把手伸進南京的財政大權裏來。
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但雙方的利益始終是比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後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佈置。
申時行給南京方面的心學派高官再次寫信，提醒他們不要只顧着自己寫自陳，還要多關注手下的心學派僚屬，至少在給他們的考語上一定要往好了寫，同時也要在其他各個方面注意“保護幹部”。
王錫爵則更直接，首先給自己家裏寫了信，讓他們把賬目好好整理一番，務必讓每一條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碼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過分，以免在接下來的調查中出了什麼紕漏。
緊接着又寫信給南京戶部中的相關官員，也讓他們立刻查賬，把該“平”的賬目趕緊填平，每一條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來要是沒有問題的。
具體到去年的風災減徵，王錫爵雖然不肯把話落在筆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災情之下，不忍強徵”這一條，千萬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說事，你們只管說不忍強徵就完事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制度就擺在那裏，繞是繞不過去的，但“不忍強徵”就把這事拔高到道德問題上來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麼地位不必多說，只要把稅收不上來從法律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性質就大不一樣，哪怕最終高務實找到藉口要清查，對此也只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正人君子”在這個社會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權，有時候連違法都不能加罪。
兩位閣老君子忙完這些，都自覺安心了不少，接下來就只能等着高務實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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