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爲他的語氣依舊帶着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爲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羣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羣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爲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爲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羣體較爲激烈的抗爭行爲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爲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爲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爲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爲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爲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爲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羣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羣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羣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羣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爲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爲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羣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爲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爲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爲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爲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羣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爲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領，他們難於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羣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緊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於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該種行爲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繫於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