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衝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係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迴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爲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侷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並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麼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佈“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啓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麼，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徵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形容詞，只是對一種行事風格的簡單化描述，結合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踐，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爲特徵。
其一即爲順從皇帝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皇帝誅殺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任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往來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定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未嘗特諫”。費宏於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任內閣首輔，充《獻皇帝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羣臣“伏闕”哭諫事件後尚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舉。
王錫爵在萬曆二十一年被召還爲首輔，此後一度支持朱翊鈞提出的“三王並封”之議。朱翊鈞以手札向王錫爵諮詢“三王並封”之議是否可行，王錫爵對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此後王錫爵又於奏疏中雲：“若冊立，乃陛下家事。”
這三人皆曾經以公開的方式贊成士大夫羣體的抗爭性意見，然而在“伏闕”、“封駁”等諫諍方式未能感動君心之際，李東陽與費宏從君留任，王錫爵復出任事，且皆在君臣衝突的焦點問題上有順從皇帝之舉。
其二則爲反對同僚強諫。在嘉靖朝“大禮議”焦灼時，許多大臣因君臣關係不合而去位，左順門事件使得士大夫羣體受禍慘烈，凡此種種皆使費宏不免於懷疑羣臣激烈抗爭舉措的有效性。
費宏說：“若無益於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促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實上，這個觀點高務實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觀點與此也非常類似。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後，十分注意諫諍言行的策略性，在給同僚的書信中說：“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謀謨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東陽、費宏、王錫爵轉而慎言君非，但這並不意味着其政治價值觀因強勢君權而發生根本性質的變異，如王錫爵爭取使朱翊鈞早定“國本”的初衷始終如一，其自明心跡雲：“不肖發瓜州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
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費宏雖主持重，然也說：“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
以上言論其實都說明，李東陽諸人由親自參與諫諍，轉而反對同僚強諫，確有政治態度的變化，但這種轉變尚且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
至於其三，則是積極救護因諫諍而獲罪的官員。李東陽諸人在皇帝強勢打壓下，於諫諍策略有所調整，但委曲從君之際，又積極救護因君臣衝突而得罪的官員。“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
王錫爵以薦舉此前因建言而落職的官員爲己任，“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
費宏雖迫於君勢而對“大禮”採取較爲審慎的政治態度，但這一思路卻不能全然轉移到與張璁諸人的關係經營上。“璁(張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高務實通過對這些閣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便是李東陽諸人的行爲取向特徵即費宏所言“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的事君之道。
所謂“委曲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贊同士大夫羣體的意見，然在君臣衝突的情境中有許多無奈的權宜舉措，具體表現爲順從皇帝主張，緩和諫諍姿態；
所謂“乃克有濟”，其實便是“委曲將順”的目的，所濟爲何？在時事，在天下關懷，難做一定之論，然而卻肯定不是單純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尚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從君意追論諫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諸人以“委曲將順”之道事君，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調護時局，其退於君臣衝突之爭執，而得從容救護與君爭執之官員。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類行爲取向，終究以妥協爲動作，且事涉個人榮寵，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節操、名利觀念等相牽連，引發輿論譭譽不一。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態相較於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爲緩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鈞“三王並封”的提議，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輿論批評。
事實上，輿論對李東陽諸人的評價譭譽參半。貶辭責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氣節，李東陽等人所焦慮者亦在氣節；褒論着眼於其能留任以護持時局，李東陽諸人對自身行爲合理性的詮釋亦指向調和之事。
其實，對此類行爲取向做何種評價，按照高務實一貫的二分論來看，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政治文化紋理複雜的情況，避免極端於一方。
褒之過甚，則過分偏於事功，不免於無恥，而近於功利；貶之過甚，則純然以節氣爲重，不免於激越，而流於迂闊。
正是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種評判實踐行爲的合理性通路，它們相互融合、制約，最終映射爲複雜政治生態中李東陽諸人這一類型的士大夫行爲取向。
畢竟，因爲這種行爲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內的士大夫政治獲得了必要的彈性，從這種意義上看，李東陽等人所爲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當然，也需要注意到李東陽諸人委曲事君，終究不免於放棄一些原則。閣臣若是這樣做了，就失去了約束同官的底氣。如焦芳者流一時勢盛，李東陽其實也難辭其咎。
高務實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聲，珍視羽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本來明代的閣臣就並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寵信而勢壓同僚，卻並非以身作則使人無話可說，難免會有人陽奉陰違，甚至持續不斷地涌現出反對者。
昔日嚴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寵信最深之時，也一直都是倒嚴派存在。無非徐階是暗地裏的倒嚴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嚴派(注：記得高拱用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嘲諷嚴黨聚會的話麼？我記得前文中我寫到過。)罷了，總之倒嚴派從來沒有斷過。
當然，如果非要讓高務實做個選擇，他一貫的看法還是‘剛也好，柔也罷，終歸要看目的是否達到’。
只是，眼下王錫爵還沒有經歷羣臣強諫而不成的挫折，因此個性明顯強硬，對於張誠的“誠意”也談不上重視，如此纔有了這樣的反應，直接用“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來回應。
眼看着張誠與王錫爵立刻就要談崩，終究是申時行這位以八面玲瓏著稱的首輔更懂“彌縫”之道，恰到好處地插了一句話進來。
申元輔彷彿沒察覺出任何一點火藥味，微笑着道：“張公此來，若是帶着鄭皇貴妃的誠意，時行即爲臣子，總是該聽上一聽的。”然後施施然伸手虛做一個“請”的姿勢：“便請張公道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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