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186章 召對爭鋒(上)
    這就是基於社會的、無限責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個對比,美國警察救人只是一種“工作服務”,這個“服務”的前提不足以讓他拋棄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滿足。而中國警察的首要責任是保護社會每個成員的人身安全,爲此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換取獲救者。

    所以在後世,你可能經常聽見說在美國襲警有多嚴重,動不動就被警察拔槍斃了,但中國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擁有危險武器的嫌疑人,否則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槍射擊——連鳴槍示警有時候都會在事後內部受罰,因爲涉嫌執法過度,對人民羣衆造成了威脅。

    這就是區別。(注:這就好比爲什麼我們應對疫情是“三盡四早”,而西方只能“羣體免疫”,連作業都不會抄。不是會不會的問題,是他們做不到的問題。)

    那麼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高務實又爲何堅持認爲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當然有其原因,而且這個原因早已形成,難以更改,只能順應。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攆走了神,結束了中國的宗教文化時期,但建立於宗教文化的二元權力架構並不能隨之自動消失。

    人,最恐懼的是不確定性,誰知道明天會怎樣?下輩子會怎樣?子孫會怎樣?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確定性。

    不確定的存在並不能提供確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確定的政權或王權、皇權都無法提供確定性,只有穩定且確定的神權,才能擔負起提供確定性的重任,而成爲權上之權,從而與政權形成二元權力架構。

    提供確定性、爲政權的合法性背書、對重大事項決策,就是神權的三大職責。從而形成後臺神權與前臺政權(皇權)的穩定配合,管理權的所有權屬於神權,管理權的使用權歸於政權。

    這就如同誕生於宗教文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當於神權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相當於政權的公司(CEO、總經理及各部門)擁有使用權,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當週王朝拋棄了神,那麼有困難就只能找社會,當然應該由社會提供確定性。但問題是,社會是個抽象概念,誰代表社會?

    周公想到一個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確的社會“制度”來保障確定性,這個制度就是禮樂制度,我們的漢文化也因此被稱爲禮樂文化。

    在後世的中國,禮樂文化的內容雖早已湮沒於歷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導着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

    用今天的話說,“禮樂”就是憲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政思想?禮樂制度就是中國最早的憲政制度。

    “禮”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讓掌握政權者明白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同時也讓民衆清楚將會面對什麼,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這也就是現代憲政理論所說的,用制度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並建立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構成的體系。

    長久以來,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於讓平日裏難得一見、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屬一個家族,以此增強凝聚力。這就好比後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實就是國家級的制度性祭祀活動,以強化中國人的同屬感,這就是“樂”的本意。

    我們不能約束神,但我們需要約束人,所以我們就用制度代替神來約束人。

    什麼是憲政?不論學術專業,簡單通俗地說,其實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權,對全民提供確定性。

    當孔子以仁義、以君子之道將禮教再次拔高,當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將神權與皇權綁定,中國的正統皇朝也就都成爲了無限責任政府,需要爲全天下負責,無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嘯颶風蝗災雪災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現,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國有奸佞——歸根結底一句話:總得有人負責!

    然而高務實現在最憂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現狀:它是個無限責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擔不起無限責任,它的皇權頂多能下到縣級,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紳自治。

    你想“黨支部建在連上”?做夢呢,大明沒有這麼強大的統治力,它沒有這麼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經濟實力!

    高務實能完全控制京華,靠的是以經濟手段爲後盾、以家丁爲組織骨幹,所以京華在南疆哪怕有十幾萬大軍,他也能萬里迢迢的牢牢遙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個皇朝,擁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絕對大義,卻只能滿天下靠將領們的家丁部隊充作武力核心,這是何等的病態!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會責任有效的承擔起來,這個大明就始終是外強中乾、一推就倒的虛僞強權。

    爲什麼原歷史上清軍一入關,大明內部就實際上四分五裂,隨隨便便就被清軍逐個擊破?那時候,號稱願意“一死謝君王”的人剩下幾個?

    你沒有承擔起你的“無限責任”,你的朝臣、士紳自然也就認爲對你的下場沒有責任。

    然而這一切的責任想要承擔起來,在沒有“黨”作爲社會組織骨幹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財權維繫,因此高務實只能想方設法收攏財權,無可妥協。

    但偏偏樹欲靜而風不止,他想收攏財權再做其他,圖們、努爾哈赤等人不斷給他製造外部麻煩,讓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錢應戰;心學派也不肯讓權,他還得想方設法去和他們鬥智鬥勇。

    真是內憂外患。

    朱翊鈞的這個提問,看似針對“衆卿家”,其實只望向高務實一人,因爲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經看過。

    高務實悄然嘆了口氣,面上卻不動聲色地道:“臣方纔已經聽大司馬說起了。”

    朱翊鈞聽他這麼說,欣然問道:“好。既然如此,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說着,頓了一頓,補充道:“努爾哈赤前次勾連圖們、擅自進軍哈達的賬還沒和他算呢。”

    皇帝這話的意思其實已經很明確了,他顯然是想來硬的。

    申時行眼觀鼻鼻觀心,彷彿沒聽到一般。王錫爵瞥了同樣不說話的高務實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爾哈赤的賬好算,難點是咱們自己的賬不好算……請教大司農,俸祿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戶部可有餘力支應遼東再啓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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