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201章 擁與叛(上)
    “哈,兄弟二人各守一門?”曹簠聞言哈哈大笑:“這算哪門子妙計?”

    戚金也覺得不可思議,皺眉道:“總戎言之有理,這算什麼計策,依我看連正常應對都談不上。”

    麻承勳雖然出身宣大將門,但他少年時其實是跟隨馬芳歷練出來的,長於騎兵而非步兵作戰,屬於大明九邊比較少見的攻擊型將領,對於守城反而不那麼擅長。因此他聽得這番話之後不禁有些意外,問道:“這是爲何?哦,我是說爲何連正常應對都算不上?”

    戚金也知道麻承勳是騎將,於是回答道:“麻參戎,努爾哈赤對舒爾哈齊既然已經頗爲懷疑,但現在又不得不借重他手頭的兵力來守城,那麼通常而言,就更不該將舒爾哈齊單獨用於一方。

    若換做我是努爾哈赤,此時此刻最應該做的事情有兩件,一是儘量將舒爾哈齊的兵力分散,絕不能讓他們聚集在一起;二是將舒爾哈齊本人牢牢栓在自己身邊,不讓他有單獨行事的機會。

    那麼具體到此次守城,則必然是我與舒爾哈齊聯手坐鎮赫圖阿拉的中心位置,東、南二城門分別交給麾下大將額亦都與安費揚古去守。舒爾哈齊麾下亦有四員大將,分別爲烏爾坤、納齊布以及常書、揚書兄弟,則使此四人爲額亦都、安費揚古之副,分別支開。

    如此,舒爾哈齊雖有三千兵馬,然分駐兩門,又有額亦都、安費揚古領命坐鎮,雖勢大,不難制也。

    而我本人則只需看住舒爾哈齊,讓他無法對兩門之兵傳令,則烏爾坤等人既無名義作亂,又擔憂其主安危,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如是,則舒爾哈齊這三千大軍便如我親掌一般,何其善耶?”

    麻承勳恍然道:“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戚參戎言之有理。”這就是進攻型騎兵將領和防守型步兵將領思維的不同。

    按照麻承勳的習慣思維,則大家麾下都是騎兵,又在野外作戰,那麼額亦都與安費揚古絕對看不住烏爾坤等人。

    道理很簡單:烏爾坤等人若是鐵了心要帶着手下脫離,額亦都與安費揚古必不敢深追——曼古歹戰術的特點就在這裏,前面的人往背後射箭,後面的人追過去只能挨射,還手什麼的純屬癡心妄想,因爲根本射不到人。這是個相對速度的問題。

    戚金的思維則很符合守城的情況,這個就不必解釋了。

    現在戚金把道理攤開來說明白了,曹簠便做了個總結,道:“所以簡而言之,努爾哈赤這麼做,要麼是愚蠢少智,要麼是別有居心。”

    麻承勳一想,努爾哈赤既成功伏擊過自己,又使詐擊敗了李成梁,這麼一個人,怎麼也不至於愚蠢少智。換句話說,他這樣做無非就是別有居心了。

    “可這消息是舒爾哈齊送來的。”麻承勳皺眉思索着道:“眼下戰局分明,努爾哈赤已經是甕中之鱉,標下很難相信此時此刻的舒爾哈齊反而打算要爲努爾哈赤盡忠陪葬。”

    戚金沉吟着道:“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就是努爾哈赤臨時許給了舒爾哈齊特別大的好處,舒爾哈齊見利忘義,又和努爾哈赤站到一邊去了?”

    這次曹簠沒有立刻作答,只是露出一臉深思的表情來。

    實際上曹簠自己是有這種懷疑的,然而此前高務實給他的數封密函之中所表達的意思都很明確,高務實認爲舒爾哈齊不會和努爾哈赤長期同心同德,遲早是要鬧翻的,而大明只要對舒爾哈齊多使點勁,這個鬧翻的時間就一定會越發提前。

    高務實一貫不是靠直覺支配自己的行動,甚至未必全憑“歷史證明”,他的決定必然是經過詳細的推斷才得出來的,有關“舒爾哈齊遲早要與努爾哈赤鬧翻”這個結論也是一樣,主要出自於他自己的推論。

    舒爾哈齊被努爾哈赤囚殺,這是後世中外史家基本公認的事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史學界大多認爲舒爾哈齊死於與其兄努爾哈赤的權力之爭。

    高務實原本也同意這個觀點,但當他身處大明這麼多年並且出任過一段時間的遼撫之後,卻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現在認爲舒爾哈齊兄弟之爭,決不單是統治階級內部規律性悲劇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權力的爭奪,而是一場“擁明”與“叛明”兩種思想碰撞下產生的政治鬥爭。

    由於努爾哈赤自己搞出過“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細說了,因此高務實推論的第一點,是擁明派的社會基礎和“舒爾哈齊擁明派”的形成。

    高務實爲此仔細回憶過自己當初看過的史書,發現在努爾哈赤起兵的早期記載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間題,那就是努爾哈赤各種實錄的纂修者,均濃墨重彩描繪出一幅幅“太祖”屢遭族人、仇人暗害的驚心動魄的場面。

    從其起兵後的第二個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殺事件的記載就達五起之多。後世史學界通常認爲這是女真族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固有現象。但高務實認爲,此說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內部發展性,而忽視了事物的外部聯繫。清太祖實錄的纂修者對此冠之爲“忌上英武”,而回避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前提,即六祖子孫和仇人的暗害活動,爲什麼恰恰發生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後?這是巧合,還是有深遠的歷史背景?

    《滿洲實錄》中作出過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記載。萬曆十一年,當努爾哈赤向大明邊臣索要尼堪外蘭時,“明邊臣日爾祖、父之死,因我兵誤殺,……又賜以都督勒書,事已畢矣。今後如是,吾即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爲爾滿洲國主。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

    這則記載初看很平常,細看則會發現,其說明“國人信之”的是明朝的號令,國人擁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領。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以歸尼堪外蘭”。換句話說,他們都作出了與“國人”相同的政治選擇。

    由此可見,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觀念,確實已經深入人心。這種世代因襲的、傳統的觀念,已經成爲人們思想上難於逾越的藩籬,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權威性,甚至連努爾哈赤本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不敢公開打出反明的旗幟。

    其子皇太極在四十年後的天聰八年七月,在致書大明崇禎帝時,也依然承認“滿洲原系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爲非也。”這其實是大明維護全國統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族內部擁明派的思想基礎。

    所以,當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後,頗以難覓知音爲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經人以明廷的是非相開導,馬上就是“遂背約不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