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於史載的秦朝貨幣是分爲兩等的，黃金是上幣，以鎰記；銅錢是下幣，就是重如其文的“半兩”錢。其實早在東周周景王時期(公元前524年)，單旗就提出了貨幣的子母相權理論，反對景王鑄造大錢。
他所說的貨幣輕重實指的是貨幣對商品的不同比價，而非輕重本身。因而單旗的理論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試圖構建輕重貨幣體系的思想理論。它奠定中國傳統社會時期的貨幣體系形成的前提，那就是穩定的貨幣體系就是有輕重兩類的貨幣所構成。
先秦時期的貨幣，由於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割據性，無法形成統一的完整的貨幣體系。而秦漢時期形成的貨幣體系卻較爲穩定，維持了數百年。
但是這時期也發生了兩次較大的改變。一是王莽的託古改制，導致貨幣制度的混亂；二是東漢末期主輔幣的變化，黃金退出貨幣體系之外，貨幣結構開始缺失重要的一環，主幣開始由實物貨幣來承擔。
這個變化的原因，後世一般認爲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低潮所致。而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在探討當中。這一貨幣結構的變化也預示着秦漢時期的金銅貨幣體系走向瓦解。中國商品經濟的“第一個高峯”也開始走向低谷。
魏晉至唐中葉時期，在中國貨幣史上是一個較爲混亂的時期。汪聖鐸稱之爲“衰落與倒退”的時代。從貨幣體系的角度來考察，這一時期可謂是不正常的。
這300多年的動盪時期，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有着較爲重要的地位，但是貨幣體系卻走向了極不穩定的道路之上。
首先是貨幣種類出現了糧食和布帛等實物充斥其中；其次幣制也混亂不堪，如大錢、劣幣的盛行，幣文也產生了許多名目。史載“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最後是貨幣體系的不斷變動，公元221年，三國時期的魏國頒佈法令正式停止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爲幣”。
金屬貨幣爲實物貨幣所替代，無疑是歷史的倒退。雖然在後來動亂的歷史時期內，銅錢的地位有所恢復，但是一直充當零星和民間交易的角色。而谷、帛與銅錢所構成的貨幣系統也不穩定，據史載，這一時期鐵錢也在梁武帝時期開始鑄造，甚至黃金和白銀的使用也見於記載，足可見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
隋唐時期的貨幣，隨着經濟的發展，而趨向於穩定。隋朝恢復五銖錢的使用，到了唐初以年號爲標誌的銅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孔方兄也走向了它極盛的時期。
李埏先生曾經論證了唐代即使處於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也是“錢帛兼行”的時代。史載，唐玄宗開元22年(公元734年)：“自今以後，所在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緯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這就明確規定了絹帛等絲織品主要用於大額交易，便可知充當主幣的是縑帛等實物貨幣。但從貨幣體系的層面來講，實物貨幣代替金屬貨幣，並不能彌補自東漢以來貨幣體系結構的缺失。而這種缺失反過來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後世有學者指出：“政府賦稅政策的變化不能不說是‘錢荒’的直接導因，但是它更深的原因卻在於封建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
即在商品貨幣再分配的流通與集中過程中，大量的貨幣被地主、官員和商人儲藏。唐宋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出現了所謂的‘唐宋社會變革’”。
高務實基本同意這個觀點，即自唐中葉以後，價值很高的土地開始進入了商品的市場之內，加之絹、茶、鹽、鐵等大宗物品的流通。顯然實物貨幣的使用難以滿足這種需求，而銅錢的鑄造不但供應不足，而且這種貨幣的價值本來就不大。因此“錢荒”也就不難理解。
五代十國至宋初，以銅錢爲主幣，加之以鐵、鉛、錫等賤金屬所構成的貨幣體系是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商品經濟的，因而紙幣的出現，絕非偶然。
雖然交子產生的直接原因是鐵錢交易的不便，但從穩定貨幣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使沒有紙幣的加入，也會有價值較高的貨幣形態出現。
從這個角度而言，紙幣和賤金屬貨幣共同構成了新的貨幣體系。雖然元代使用了純紙幣結構，但是至明代中期以前貨幣體系的結構都是由紙幣和賤金屬製錢構成。
當然，自紙幣產生伊始，歷朝歷代便爲這種貨幣的通貨問題或幣制危機所困擾。曾有人指出，正是因爲紙幣的無節制的發行葬送了趙宋王朝。
金朝和元朝的通貨危機，導致經濟的崩潰，紙幣的責任也難辭其咎。據推算，南宋160多年的統治時期，通貨膨脹率達到34億倍。金國時期，銀與交鈔的比價也上漲了6000萬倍。元代，元末米價比元初上漲了六七萬倍。
究其原因，雖然較爲複雜，但是由於軍事的壓力以及傳統社會特有的權力機制導致紙幣發行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加之紙幣本身沒有足額的準備金導致幣值貶值嚴重，可能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而高務實現在的思考則在於，大明朝這近二十年的開海，加上京華的崛起以及勳貴資本的加入，實際上已經使得白銀即貴金屬開始更加向統治階級高層匯聚。換句話說……似乎可以考慮銀本位下的新紙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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