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矩腳步不停，但同時卻微微躬身，語氣神情帶着幾分惶恐，答道：“皇爺天縱英明，回答自然是極好的，奴婢豈敢置喙？”
“既然‘奴婢’不敢，那麼‘臣’呢？”朱翊鈞淡淡地問道，看來並不打算輕易放過他。
有明一朝的宦官地位在朱元璋死後，尤其是永樂期間開始大幅度提升，不僅漸漸掌握內廷實權，也逐漸侵入錦衣衛，並最終形成“廠衛”體系，甚至個別時候還有一些太監能直接或間接地獲得軍隊的指揮權。
稱呼隨這地位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大明朝的宦官到達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權力之後，便有了在皇帝面前自稱爲臣的權力，而不僅僅只是家僕奴才身份。這一點，看看鄭和寫給皇帝的奏疏就很清楚。
當然，鄭和多少有些算是特例，但即便不算鄭和，永樂以後的很多宦官們也一樣得以用很平常的語氣自稱是臣，而朝廷之中無論皇帝還是百官，也都承認這種稱呼。如史載中許多聖旨、公文裏頭都把各地鎮守太監稱之爲“鎮守內臣”，把東廠提督稱之爲“廠臣”等等即是明證。
既然是臣，對皇帝就不僅僅負有照顧起居等“初級責任”，而是與百官一樣具備輔弼理政之責。陳矩雖然長期自謙自守，以奴婢自稱，但他的地位是明確的，無論怎麼看都是擔當得起“內臣”二字的。
但宦官畢竟還是封建社會制度下畸形的產物，世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爲，被淨身者從此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也從此失去了爲人夫的資格，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除極少人心底善良之外，大部分都是人渣，是一羣頭上生瘡，腳下流濃的壞蛋。
這麼想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畢竟在等級森嚴的宦官隊伍中，剛進宮的小太監還得爲有地位的大太監服務，端茶送水，倒尿盆子，甚至洗衣擦背，擰腳按摩，爲了討好和鑽營，他們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他們的心底異常陰暗並不奇怪。
爾虞我詐，翻手爲雲覆手爲雨者大有人在，這些人慣於當面甜如密，腳下使蹶子。
要細論的話，秦和兩漢時的宦官，雖然大多數是閹人，但也還引用一部分士人。而從東漢以後，宦官大都“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從此宦官與皇室、皇權形成一體。
大明朝在後世經常有“宦官專權”的標籤貼在腦門上，對此本書前文曾經分析過，大明的所謂“宦官專權”遠不及漢唐之時，尤其是唐代中後期掌握神策軍、廢立皇帝如同喝水喫飯一般輕而易舉的大太監們。
中明以後，大明朝的宦官們其實也有不少自警自省，比如陳矩就相當規矩，當了這麼多年東廠提督，一件主動打壓文官的事情都沒做過。這是因爲，此時的宦官們對於自身定位、權力、下場等，也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這些認識的起源則大抵都自王振始。
正統時的太監王振，河北蔚縣人，曾在家鄉讀過書。王振自宮進入皇宮，授宮人書。當時一般小太監雖然也在內書堂讀書，由大學士陳山執教，但比起王振來，要遜色得多。而且王振原本就在官場上混過，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權術上，其他宦官都無法與之相比。
某日，朱祁鎮與小宦官在宮廷內擊球，“振至而止”。次日，朱祁鎮在閣中，王振跪奏曰：“皇帝爲一棋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了一副耿耿忠心的樣子，從而感動了三楊，感嘆道“不意內官中寧有是人”，從此改變了三楊對他的看法。
還有個傳說，說英宗即位後的一天，張太后把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和尚書胡濙召到便殿，對朱祁鎮說：這五人是‘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
接着又把王振找來說：“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經過朱祁鎮和在場大臣的請求，才寬免了王振，規定“此後不可令幹國事。”
人謂太皇太后前面對新即位的皇帝，強調要聽顧命五臣的勸諫，後面是對王振的警告，可見英明。但此事多半不真：其時王振入宮不久，劣跡未露，張太后根本沒有如此做的必要，此事已有後來人考證，就不多說了。
正統四年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臣，此驛臣是閣臣楊溥的鄉里，而廖謨則是閣臣楊士奇的鄉里。楊溥要爲驛臣報仇，欲置廖謨於死地。而楊士奇則千方百計，設法庇護廖謨。以“因公殺人”爲名，爭議不決，請裁於太后。
王振乘機對太后道：“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太后從之，後來降廖謨爲同知。太后看王振處理事情“秉公無私”，漸漸信任了他。
自來奸滑之人，並不是臉上貼着標籤的，讓你一看就清楚。他們表面一片忠心，內心卻藏着陰謀，這種人條件不成熟時，就潛伏韜晦，一旦得勢就拉黨結派，爲所欲爲。
正統六年，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工，朱祁鎮大宴百官。根據大明禮制，“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廷宴”。但英宗怕王振不高興，派人私下裏去察看。
果然王振大發雷霆，自比周公，說“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坐乎！”英宗連忙派人打開東華門正門，讓王振來參加宴會，在座百官也趕忙起身迎謁。
說起來，三楊雖然名爲賢相，但在王振羽翼未豐時不能識破他的爲人，是爲不能鑑人；在他還未得勢時，不能及時阻止，是不能除病患於初萌。
後來張太后病死，楊榮先卒，楊士奇又因爲其子楊稷殺人而被捕入獄，堅臥不出以消極抵抗。三楊中此時只有楊溥在朝，而且年老勢孤，王振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在宮中所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牌，從此越發膽大妄爲，不可收拾，械繫大臣，無所不爲。
工部郎中王祐，放在後世的話也算是廳級幹部了，竟無恥地認賊作父，自稱爲王振的義子，後來魏忠賢義子滿朝大抵便由此肇始。由此可見當時王振的權勢熏天，而大明所謂的宦官專權，也正從王振始。
但王振的下場也成爲後來大宦官們提醒自己的前車之鑑。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二十萬京營主力被擊潰，王振終惡有惡報死於亂軍之中，而從徵的數十位文武大臣幾乎全部戰死沙場。消息傳到京師，百官在殿廷上號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