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然判斷出高務實希望自己認爲他很着急，意味着自己不能以“高日新十分急切”這個前提來指導行止。可是，對於高務實的最終意圖，布日哈圖此刻確實還有些沒想通。
戰場的雙方，看待對方時並不是一目瞭然的，否則兵法也不會將“知己知彼”看做百戰百勝的前提。
這場仗打到現在幾乎還未發生較大規模的交戰，但你來我往的交鋒偏偏已經有過好幾次了，時間也過去了近兩個月，很難說沒有一些詭異之處。正如高務實對察哈爾戰略意圖的判斷到現在都不確定一樣，布日哈圖現在對高務實也有了些疑惑。
其實相對於遊牧部落的戰略很難判斷，農耕民族對外戰爭的戰略意圖本來是很明顯的，通常來說也不大可能有什麼明顯的變化。布日哈圖當然知道這點，所以他此前的計劃都執行得不錯，尤其是金蟬脫殼那一手，算是察哈爾與高務實交手以來獲得的最大一次戰術勝利。
此前攪動西北風雲那件事，對布日哈圖來說也算開場王炸。不過因爲在高務實幹涉之後，西北局面迅速被大明扭轉，所以布日哈圖並未克竟全功，整件事看起來反倒有些虎頭蛇尾的遺憾。
當然，那次操作讓察哈爾至少獲得了一年以上的應戰準備期，這是察哈爾汗庭所公認的，也是布日哈圖如今有這般地位的重要基礎。從這個方面來講，布日哈圖的努力倒也不算白費。
不過無論如何，搞亂別家總不如爲自家力挽狂瀾的功勞更大。圖們在沙城之外將九斿白纛託付給布日哈圖，正是在金蟬脫殼之計成功之後發生的，其中緣由不言自明。
自此之後，他又主動請纓來布延臺吉身邊，這既是一種對圖們、布延父子的表態，同時也意味着他要承擔起更大、更直接的責任。他將不再僅僅只是個掛名的執政、實際的軍師，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布延臺吉“監護權”的未來蒙古太師。
換言之，這次布延臺吉分兵而來，名義上布延臺吉是主帥，而實際上真正說話管用的卻是布日哈圖。這種安排有些類似於隋唐時期經常以皇子爲行軍大總管，而實際負責人卻是這位皇子身邊的行軍副總管一樣。
既是在察哈爾第一次直接掌握兵權，面對的又是“大明第一文帥”高務實這樣強大且難纏的對手，布日哈圖不得不將每一個細節都審視到位，將每一個可能的危險都防患於未然。
與高務實的自審不同，在布日哈圖眼中看來，高務實此刻擁有的優勢是完全壓倒性的。他手裏這六十萬大軍無疑是大明最精銳的野戰軍團，至少佔據了大明完成前一輪軍改並進行換裝的總兵力之五四(五分之四)。
雖說布日哈圖料定六十萬大軍出塞是維持不了很長時間的，不僅僅是蒙古冬天太冷的原因，明軍的軍費開支太高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布日哈圖承認高務實爲國理財的能力的確前無古人，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維持一支高達六十萬人的大軍長期在境外保持戰爭狀態。除了糧草的正常開支和鉅額運輸損耗之外，還有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戰時軍餉”。
軍隊在戰爭中的軍餉從來都不同於和平時，出兵在外征戰時更要按照最高一檔的標準來給錢。戰爭有多花錢？原歷史上的“萬曆三大徵”中，雖然明軍出兵的人數都不多，但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這都是在明初之時根本不可想象的耗費。
當然，由於很多軍需都是此前數年慢慢囤積在那放着了的，所以倒不是說這千萬兩銀子都要戶部現在一次拿出來花掉，相當於高務實是提前搞了分期付款。
不過布日哈圖也沒對高務實的財政手段完全瞭然，有些東西他也不懂。除了“提前分期”之外，其實高務實還有“先打後結”的分期付款——明聯儲小額銀票。
在高務實收攏財權搞了大戶部之後，已經說服朝廷同意，全天下都可以使用明聯儲的這些小額銀票來納稅，因此明聯儲小額銀票實際上具備了法定紙幣功能。
而且，這個紙幣還不是後世米帝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全球貨幣逐漸演變出的“無錨貨幣”。明聯儲小額銀票是有錨貨幣，它錨定的就是白銀——你拿小額銀票去明聯儲，是一定可以按照面值兌換庫平銀的。
在國家主權信用沒有達到後世那種程度的時候，只有這種有錨貨幣的信譽纔是有保障的，避免了大明原先那種寶鈔一路貶值，直至成爲廢紙的趨勢。
而紙幣本身既然有了價值，那它就同時擁有了儲備屬性。這個意思就是：既然紙幣的信譽有保障，那我就可以直接把紙幣留在身邊作爲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或者存進錢莊也可以，總之不用拿到手就立刻去花掉。
這樣一來，假設高務實爲了這次作戰下發了五百萬兩的小額銀票作爲各部參戰兵力的軍餉，這裏面有一半面值的價值被儲存了起來，那麼市場受到的衝擊就只剩二百五十萬兩，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強度也比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萬兩也會慢慢釋放，但那已經無法對大明這樣巨大體量的市場造成什麼影響了，因此時間和規模就將這次戰事的經濟影響直接衝散，國家不會因此出現什麼動盪。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筆錢發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萬兩進入了市場，還會對經濟發展有良性的促進作用——你一個士兵打仗回來有了錢，自然會去消費，那麼賣東西的人就賺了錢。他們要麼也去買其他東西，要麼繼續投資，擴大生產或者貿易規模，總之最後都促進了經濟繁榮。而在已經開整商稅的北方，經濟繁榮又意味着朝廷還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這些對於後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對於“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圖這種聰明人，也沒那麼好理解。畢竟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一種思維偏差，就是將“天下財”看做一個恆定值，到了朝廷手裏則民間困窘，到了民間手裏則朝廷困窘。這也是所謂“不與民爭利”一說的根基所在。
高務實當然不信這種落後思想。財富這東西是創造出來的，在眼下這個時代，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做“世界金融資本階級”的幽靈，那麼財富不足就只說明生產不足、貿易不足，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加大貿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