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辦法不是高務實自己想出來的，他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恰好站在了一位與朱翊鈞同姓的偉人肩上。那位偉大的改革家頂着國際國內巨大的壓力，爲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來，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辦法主要就是兩個：分稅制和轉移支付。
在高務實看來，財政事務是理解國家治理體制的重要切入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財政行爲本質上就是治理行爲，甚至治理行爲本質上都是財政行爲。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每次財政制度改革，都會對央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於後世的****產生重要影響。
有明一朝早期的財政體系與後世紅朝早期的財政體系幾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樞財政能力極差而且財權還少得可憐，這一點在本書前文中已經反覆強調，這裏不再贅述。
紅朝早期則是中樞高度集權、大包大攬的“統收統支”財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樞，地方支出再統一由中樞撥付。當時這麼做是有原因的，是爲了解決革M戰爭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狀況，籌集新中國早期所必須的建設資金。
但在80年後，紅朝採取了相對分權的“包乾制”財政制度，原則是“劃分稅種，覈定收支，分級包乾”，與之配套的是“利改稅”制度。
這個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加之改開之後需要配套的財政制度，給予地方經濟自主性同時給予財政自主性，於是有了“交齊國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竈喫飯做法。
利改稅是將國企原來向國家上交利潤的大部分改爲徵收所得稅，從而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通過稅法固定下來。但是很顯然，這項制度並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於是94年後，紅朝採取的是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分稅制改革”，與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系統。
改革的直接導火索是80年代中樞窮到曾兩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則是中樞爲了提高“兩個比重”，即稅收佔GDP的比重和中央稅收佔全國稅收的比重。
請注意，在80年後到94年前這個時間段，紅朝的情況就和大明“大戶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銀行在2002年2月的時候曾經表示，認爲那段時間的紅朝財政體系是一個“環環相套的財政聯邦制”。它的說法是這樣的：“儘管中樞政府確定了該體系寬泛的輪廓，但它僅與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設置了與各省收入分享的規則；接着，各省分別與其下轄市確定收入分享體系，市再與縣，這樣依次進行。支出的劃分同樣如此。因此，儘管紅朝是單一制的政府體系，但這些制度安排卻使其具有強烈的聯邦制特徵。”
“聯邦”這個詞用在此處，其表述的主要意義在於：中樞擁有理論上的絕對權力，但地方擁有實際上的較高自主性——這是不是很“大明”？
紅朝作爲一個現代國家，分稅制的細節遠比大明覆雜，這裏不多表述。但是，其結果必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的財政能力被削弱，依賴上級撥付。
一般轉移支付，又稱均衡性轉移支付或財力性轉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爲了均衡地區間財政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
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於中樞的特定政策目標，一般與地方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結合，需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來進行使用。
高務實當時作爲在基層政府工作過多年的年輕幹部，算是親身參與了這方面的實踐，再加上他是學法律出身，後來又進修的經濟，因此對這些事情算得上門清。
當時的分稅原則有五級財政體系的分稅，其中每一層級的上級政府都有權制定與下一層級的分稅制方案。其共同規律是：財權層層上解，事權層層下壓，越是末端層級的政府，其財政狀況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當時高務實在基層聽人開玩笑說過，“中樞富麗堂皇、省裏風風光光、市裏搖搖晃晃、縣裏拆東牆補西牆、鎮裏全是哭爹喊娘”。
不過這個說法只是基層幹部自嘲，其實大家都開過無數的會議，早就統一了思想，也知道這麼做是爲了什麼。所以，自嘲歸自嘲，倒也沒什麼人是真從思想上牴觸這一改革的。不得不說，當時的中國人完全沒有理由自卑，至少這樣的精神在國外就幾乎沒幾個官員能夠具備。
中國人從古至今都一直堅信，舍小家爲大家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以至於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種“只要我自己高興，管別人死活作甚”的所謂自由。
轉移支付，就是這種思想的昇華。所謂轉移支付，用最樸實的語言來表述，大抵就是從富裕地區收稅，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基礎建設之中，以此來盡力拉近地區發展水平，抵禦地區發展在過度自由下的“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紅朝這麼做，因爲它是社會主義，這本來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標；大明也得這麼做，但原因顯然沒有那樣偉大，只是因爲不這麼做會出大麻煩——比如江南財閥逐漸滲透和控制朝廷話語權。
如果沒有高務實的干預，原歷史上後來的東林黨不就這麼做了嗎？大明不就這麼完蛋了嗎？
高務實之所以堅持認爲朱翊鈞提到的三件大事裏頭，漕軍騷動是必須第一個擺平的問題，正是因爲他希望趁着伐元勝利的威望正在頂點，而且播州和朝鮮都有大戰需要面對的這個當口，戳破財閥間接干政的真相，給他們以政治上的打擊，並且從此爲他們畫下一道紅線。
只有在這個時間點上來做這件事，自己手裏的權力纔會最大化，面臨的阻力纔會最小化，因此最後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換個時間點，恐怕多多少少都會差點意思。
因此高務實用盡量簡單的語言向朱翊鈞解釋了一番分稅制和轉移支付，並且儘量將之說得更符合這個時代的思想主流。
於是朱翊鈞聽完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劫富濟貧嗎？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應當——不能總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務實，你這番抱負也正是朕之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