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達本來是在伐元之戰中接替得罪高務實的李松做薊遼總督的，戰後因功回部做了兵部侍郎——不過真正的原因當然不是如此簡單。
事實上是高務實非常重視朝戰，因此要統一遼東的指揮權，於是現在就變成了顧養謙一人身兼任督、撫二職，將遼東徹底掌握在實學派手中。這可以避免前線在朝鮮打仗，後方卻出現各種扯皮導致補給不暢的麻煩。
此時申時行說道：“聽聞大軍初至朝鮮便收復四道，大獲全勝，爲何現今停駐不前？朝鮮也上奏大明，請求朝廷令宋應昌再度出擊，皇上正等着我等回覆，這不戰之因是否真如宋應昌所言，兵部可有核實？”
周詠答道：“秉元輔，兵部時刻關注朝鮮戰事，探查來往不斷。此次事情起因是軍中因上報軍功所奏不實引起南北之爭，軍心動盪，再加上李如松部嫡系在碧蹄館之戰損失不小，也挫了聲威，面對南軍不滿無力壓制，目前宋應昌正在設法穩定。
元輔自然知道，若軍心不齊，南北敵視，戰必難勝。碧蹄館戰後倭軍集結一線，軍勢大漲，防備嚴密，無機可趁。我軍人數遠不及倭軍，貿然開戰或將損失慘重、無功而返，因此只得暫行觀望。”
王錫爵對於鐵嶺李氏背叛心學派一事耿耿於懷，此時便作處一番深憂軍心的模樣，語氣沉重道：“正值大戰，軍心大亂不僅不利於戰事，也將淪爲藩國笑柄。依我看來，此必是北兵爭功所致，而李如松出自遼東名門，軍中大多爲其家門親信舊部，此次事件李如松難辭其咎，應嚴令宋應昌將那軍功論賞據實上報，以此穩定軍心。而對李如松本人，朝廷也當嚴飭，甚至追究責任。”
蹇達這位原薊遼總督、新任兵部侍郎相對中立，聞言說道：“軍中爭功內鬥爲兵家大忌，所幸有宋應昌在，必能穩定軍心，而後兵事謀劃纔有可爲。兵部也將督促宋應昌儘快平復此事，以免倭寇察覺趁機來攻。眼下大軍糧草每日消耗極多，豈能因內訌而被迫拖延戰事？”
蹇達這番話故意沒搭理“嚴飭李如松”的說法，吳兌在一邊自然聞絃歌而知雅意，再加上他也反對拖延戰事，於是一邊盤算軍需，一邊道：“此前我曾聽戶部覈算及前線回報，大軍口糧每人每日便是一升五合，戰馬每匹每日需料豆三升，也便是說大軍一日耗糧便將近八百石，馬匹一日用豆量則近九百石。
眼下各處糧船、糧車正逐批運往朝鮮，朝鮮當地也在盡力籌措，但由於此時天寒地凍，仍難齊大軍每日所需，故戰事若拖延日久，恐怕於我不利。”
周詠稱讚道：“吳閣老所言極是，大軍糧草情況確是如此，吳閣老對軍需糧草一事如此關心，實乃官兵之福。元輔，兩軍對戰必時刻謀劃周全，若一時不慎便可能會使全軍潰敗，而目前尚無戰機，不可輕易出戰。
眼下最新的戰報是宋應昌及李如松已命楊元鎮守平壤，防控大同江；李如柏鎮寶山，查大受守臨津，互爲聲援；祖承訓鎮守開城，兵分四路，穩固後方。好在糧草軍需僅是押運稍慢，我也將再遣專人於各地沿路督導，同時聯繫了海貿同盟在海運事宜方面予以協助。”
王錫爵這次倒表示認可，道：“我贊同本兵之見，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具體如何行事還是交由宋應昌決斷爲好。當務之急應是軍心穩定及軍需供應，而後可再尋戰機。若能儘早結束戰事，班師回朝，天下安定，也好省下錢糧應對西南亂事。”看來在王錫爵眼裏，也是內亂的優先級更高。
申時行轉而向蹇達詢問：“倭寇狡詐，生性殘忍，若不能擊敵要害，必難速攻得勝。聽聞倭寇所持鳥銃威力不弱，且倭軍有半數持此火器，我軍所長者則是火炮衆多而騎兵更雄，我看揚長避短也能在戰場之上減少傷亡，不知少司馬有何見教？”
蹇達答道：“我軍火器總體皆佔優勢，只是倭寇相對精於火槍，在火槍上與我差距略小而已。至於火炮及騎兵，則正如首輔所言，是我軍大勝倭軍，這也正是李如松出兵之時一舉奪回四道之根由。”
周詠聽罷則補充道：“蹇公所言不虛。首輔明鑑，我軍此次不僅遠近火器皆勝倭寇，且攜帶了大量舊式火器，可以發揮餘熱，這些火器雖然已顯老舊，卻適用於北兵突進作戰，仍有可用之處，實在不行也可作爲援助下發朝鮮軍中應急。
另外關於南北之爭，實則南北兵各有所長，此次選調皆是久經戰陣磨礪之精銳，從戰報來看，倭寇野戰即便集中數倍兵力也萬難勝我，因此只要據城堅守，相互支援，便至少可以確保戰線穩固。此時我與倭寇皆在等待戰機，同時也是等待開春轉暖方便作戰，此時首輔還是當以鼓舞宋應昌爲佳。”
衆人議定，申時行隨後總結道：“兩軍對峙互爲顧忌，正是等待良機以用奇計之時，糧道、帥營、疲兵、軍械、或誘敵圍殲或包抄突襲其震動全局之地，皆是破解對峙之法。我等遠在千里之外，難知朝鮮瞬息之變，惟有寄希望於宋應昌能扼守險要，把握戰機，打破僵局。
傳信宋應昌，命他不可心急，當專心蒐集軍情尋找戰機，爭取一戰大勝。同時也需嚴厲告誡李如松，讓他嚴厲整頓軍紀，不可欺侮朝人，不可濫殺俘虜。
至於其在我軍之中，就更要一視同仁，萬萬不可霸凌南軍，造成軍心撕裂，不能同仇敵愾，以免爲倭寇所乘，爲藩邦所笑。”
這番話看來倒沒有多少私貨，吳兌、周詠等都表示贊成，於是內閣、兵部各自傳信宋應昌，告知合議意見。申時行也上報皇帝，恭請寬心。
這次會議沒有高務實參加，倒不是申時行故意爲之，而是高務實近來忙於另一件大事，無暇與會——萬曆二十一年正值京察大計。由於大戶部改革之後，戶部審計署手裏有很多經濟審查數據需要向吏部通氣以作爲京察的重要指標，因此高務實這段時間很忙。
這次京察其實也有大事發生，不過詳述過於複雜，簡而言之就是趙南星等“道德實學”後起之秀見心學派“日漸式微”而起了“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對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一些門生故吏下手痛擊，結果引起了心學派的強烈反彈——我鬥不過實學派也就罷了，你們這些小輩也敢太歲頭上動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