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應昌這個建議其實是秉持高務實的叮囑，高務實早在戰前就主張於朝鮮八道設官理事，屯田駐紮，以備穩妥。不過他的這個意見當時就有不少朝臣反對，認爲如此做會讓朝鮮覺得受到侵犯，不利於宗藩關係維繫。另外還顯得大明太過霸道貪婪，爲了一些蠅頭小利而失掉了上國氣度。
高務實當時據理力爭，表示這些措施不是因爲貪婪，而是不如此則不足以保衛朝鮮，此舉本質上是對朝鮮提供軍事保護，而大明不可能也不應該花本國老百姓的錢去保護別國，因此朝鮮付出一些成本是理所當然。
不過即便如此，這件事當時也沒談妥，皇帝一邊覺得大明是天下共主，爲了一點糧食礦產摳摳搜搜顯得沒有格調，一邊自己其實也不是個在財務上多麼大方的人，要自己貼錢幫朝鮮守衛國土，着實又很不划算。因此皇帝當時便把事情擱置了下來。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次申時行反而站在了高務實之前的主張上，同意宋應昌此時的意見，這就有些奇怪了。
周詠此時道：“元輔，此事是否有使其擁兵自重之風險，甚或讓人覺得大明有吞併朝鮮之意？且我大軍長期獨立於異國，着實令人不安。”
申時行笑道：“本兵多慮了，我觀宋應昌、李如松等對皇上忠心耿耿，大軍親屬也盡在國內，誰會叛亂？還有朝鮮在旁，遼東於北守衛，錦衣衛、東廠也在隨時監視，本兵爲何有此憂慮？”
這話不好反駁，畢竟宋應昌、李如松現在都算是實學派的人了，說把他們放在朝鮮有尾大不掉之嫌不要緊，因爲這是從制度層面說話，但說他們有叛亂之心則不可，那意味着實學派內部有矛盾，因此周詠只能自稱失言。
朱翊鈞直到現在還是對高務實當初的提議略有異議，便道：“朕也認爲此舉似乎不妥，此事可另行商議，便先令宋應昌駐守朝鮮等待旨意吧。另外，倭國使者來京不必見朕，諸位愛卿代表內閣和兵部各自盤問，辨明真僞，然後上報朕知即可。”
周詠見此已是決議，朝鮮之戰即將議和，便請暫停國內準備再次調集第二波次援軍的計劃。
吳兌現在只擔心財政問題，立刻道：“此事自該如此，自伐元勝利以來，我九邊各部均需做出相應調整，以應對西北方向的威脅，支持察哈爾地區的各衛重設計劃。如今諸事繁雜，朝廷各處都要花錢，轉移丁口民戶也還有一系列問題，此時還在各處抽調兵力就更加叫人難以施爲了。”
“好在”大明今年又遭災了，遷徙民衆一事反而可以放棄原先的計劃，改爲直接遷徙難民，對於強行遷徙而導致民衆不滿的壓力反而降低到了極點。
只不過，民心方面的壓力雖然小了，可是財政的壓力卻變得更大，因爲原計劃的遷徙是從北直隸遷徙，路途較近，途中和趕赴之後的糧食供應比較方便，損耗也小一些。
可是現在這麼一來，由於災民主要集中在河南、山東兩省，不僅遷徙路程遠了一倍不止，損耗必然加大，而且當地本來就是災區，糧食供應困難，這就更進一步加重了朝廷的負擔。
即便藩禁已開，朝廷可以省下不少錢糧出來，但也要考慮朝鮮、播州兩面開戰，戚繼光還南下之後雖然漕軍騷動已經平息，但大軍在外尚不敢立刻撤回，同樣也還是在消耗儲糧。綜合來看，今年先不說銀錢壓力大不大，至少糧食壓力一定巨大。
吳兌對於經濟的理解當然沒有高務實那麼透徹，目光也侷限於大明國內，因此他簡單計算一下就覺得棘手之極，因爲正常來說糧食供應恐怕會有一個巨大的缺口。
朱翊鈞也知道今年糧食壓力不小，因此聽完照準，道：“准奏，日本自不量力犯我藩國，圖我大明，如今即便請降，朕也無比厭之。朕日理萬機，倭使一事就請元輔及兩位閣老安排。”申時行、吳兌、高務實上前領旨。
於是朱翊鈞便請內閣向朝鮮發急遞，令日本使臣攜降表立刻啓程進京。並令宋應昌領明軍原地駐守，嚴密觀察日軍動向，防備日軍突襲。周詠出宮後也向沈惟敬傳信，告知其可領日本使臣即刻回京。
而在今日召見中罕見保持沉默的高務實卻反而忙起來，南寧候府一夜之間發出數道飛鴿傳書，飛往各個方向。
次日上午，僅朝鮮方向，宋應昌、李如松及京華商社朝鮮分社就各自收到了高務實的飛鴿傳書，看完內容後，三方都同樣吃了一驚。
而又過了兩三日之後，遠在定南的黃芷汀也接到了夫君的傳書，看完之後立刻將高孟男召進了所謂的暹羅王宮，問道：“今年南疆產糧情況預計如何？去年的餘糧尚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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