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若是戰死沙場還能全家撫卹，若其單騎逃歸，也可能還念其血戰而從輕論罪。您此舉卻是未見敵寇、未得軍令而先行撤離，只怕無論如何難逃一死，請您務必謹慎，末將願快馬加鞭前往漢陽請令，必在倭寇到達全州前趕回來向軍門覆命。”
金鐘一哪裏肯聽，他此刻只覺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圍困，遲早都是一個死，不如先撤離全州，然後看看能否想辦法聯絡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來個花錢消災，因此大喊道：“倭寇近在咫尺，任你如何疾馳往返，也斷不可能趕在倭寇之前。爲保全軍將士性命，現在就必須立刻撤出全州！
我之所慮正是大勢所趨，之後朝廷也必有軍令讓各地守軍撤回漢陽。至於領相和都元帥那裏，我自會向他們二位解釋，你不必多言，立刻傳令全軍，撤回漢陽！”
全州百姓聽說官軍將要撤回漢陽，紛紛阻攔勸諫，苦求官軍堅守全州。金鐘一大怒，怒斥這些百姓根本不識大局，不知兵法，於是乾脆傳令全城，如有不想死於日軍之手者便隨他撤往漢陽，官軍絕不會再堅守必將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實力。
全州的官吏百姓爲保身家性命，最終也只得緊急收拾行囊細軟，跟隨金鐘一撤出全州，一路由官軍護送撤往漢陽。
日軍左右兩路在分別攻克南原及黃石山後，果然同時向全州進發，十九日順利佔領全州空城。兩路日軍於全州會合後，先立刻向豐臣秀吉傳報連環大捷，隨後定下軍計。
日軍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各領一軍共四萬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爲監軍，北上攻取公州；長宗我部元親、鍋島直茂、吉川廣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劃歸左路，負責肅清忠清道及全羅道北部。
這一次日軍捲土重來，同壬辰年一樣進展迅速，勢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現得更爲殘忍。日軍遵照豐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處必屠殺鄉民、割鼻代首作爲打擊朝鮮義兵的兵源基礎，而工匠、儒生等則盡數收押，分批次押運回國。
全州軍議過後，僅僅數日之內，忠清道便大半爲日軍所輕易佔領，朝鮮王京漢陽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羅道、忠清道內各城的接連失守，使得朝鮮官軍的防禦部署幾乎完全宣告失敗。尤其是金鐘一不戰而撤出全州，等於將全羅道全部拱手讓於日軍，使得忠清道內各地紛紛獻降，連遲滯日軍攻勢都未能做到，這給朝鮮朝廷帶去的震撼不亞於地震。
不過，如果站在高務實的角度而言，這金鐘一的做法卻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鮮崩潰的進程，讓高務實的計劃得以加速。
不過此時高務實卻一時顧不上朝鮮這些事了，因爲朝廷內部出現了巨大的動盪，隨之發生了內閣的劇烈變化。
然而看似平靜的局面之下卻有暗流涌動，東廠、錦衣衛派出得力人手，對於漕軍騷亂一事的起因進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證，終於在吳遜(吳兌之子，京華寧波港負責人)的協助下查出一樁大案。
該案的歷史背景要說起來那可真是說來話長，長話短說便是江南海商集團早和日本各路水軍有深深的勾結(注：前文曾較爲詳細的說過明朝沿海海盜的來歷，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謂的日本“水軍”，即各路海盜，他們後來基本都被豐臣秀吉收編。)，大明開海之後這些人也沒有完全和這些日本“水軍”切割，而是繼續想方設法做些見不得人的買賣。
鑑於京華兩洋艦隊迅速崛起，這些買賣早已從打家劫舍、騷擾沿海轉變成了相對單純的走私貿易。除了爲避稅而走私各種正常貨物之外，生鐵、硝石乃至製造甲冑的鐵片、皮革等物，江南海商也照賣不誤。
到了後來，由於京華對國內向其採購火炮、火槍一視同仁，江南海商還從京華手中購買了數量不少的輕重火器，而這些火器則有相當部分又被他們走私給了日本——無論是豐臣秀吉還是各路大名，大多數都從他們手中買過這些武器。
此次日軍捲土重來，大多數水軍都裝備了或多或少的火炮，總體數量已經遠遠超過高務實從朱應楨處所瞭解的數量(即京師勳貴們此前偷賣的那部分)，就是從江南海商處獲得。
除此之外，漕軍騷亂這件要查證的正事也同樣與他們脫不開干係，那日南京漕糧被劫案之所以出現了倭寇，便是由他們將之化整爲零偷運至松江府，然後再想辦法給他們提供了船隻來作案的。
此事一出，由於事發松江，立刻牽連到了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證據顯示申時行本人似乎不知此事，但他家在松江的一處莊園偏偏成了窩藏倭寇的一個落腳點。王錫爵就更麻煩了，雖然看起來同樣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王錫爵指使了什麼，但後來提供給倭寇的船隻之中有一半都是出自他家的產業。
出了如此大事，申時行和王錫爵都是心如死灰，兩位閣老一日三上辭疏，數日之內兩人加起來上了二十一道辭疏，最終同時獲得硃批：“經年輔臣，治家不嚴，門風敗壞，朕憾惜甚痛，皆準所請，着傳馳遣歸。”
一日之內，心學派兩大巨頭同時落馬，如此動盪豈是兒戲？不過“逝者已矣”，此事更重要的卻是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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