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去漢陽，高務實認爲應該在自己徹底收復朝鮮半島之後。屆時他將攬存亡繼絕之大功，挾完勝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臨般的姿態駕臨漢陽。
到那時,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決定，朝鮮朝廷上下都將無一人敢於質疑，無一人敢於違逆，真正達到那傳說中“口含天憲，言出法隨”般的尊崇與權威。
所以，現在還不能去；但是,也要儘快早些“能去”。
這麼說來,釜山之戰就應該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棄此前已經準備好的最穩妥方案，改爲戰損可能有所增加的強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畢竟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不是相反。爲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戰爭手段需要實時調整，充分適配。
不過到了這一步，高務實就必須爲另一件事提前準備先手了，那就是進攻日本本土。
高務實深知，以現在大明的實力，甚至不說大明朝廷，只說以海貿同盟的實力，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大問題就根本不在於仗怎麼打，而在於怎麼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裏頭的麻煩還是在於朱元璋的那個“不徵之國”，這是一個事關大明朝廷外交事務基本思想的大麻煩。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時期，明初人對於天下中國的認識，對於周邊乃至世界的認識，直接影響有明一代中外關係的產生和發展。
大明對外關係的發生和發展依託很多必要條件，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蒙元帝國崩潰後國際格局面臨的大動盪、大改組和國際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歷史的連續，制度的承繼，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擇和發展,對後世的影響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歷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樂時徵安南，於宣德時退出外，對外基本上沒有徵伐之事。
這足以見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徵”爲特徵的明代對外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實際上標誌着古代中外關係出現了新的模式和特徵，更成爲古代中外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洪武六年，《祖訓錄》修成。五月，太祖親作序言，提到“立爲家法”的《祖訓錄》成編的過程：
“……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錄》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
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這裏的“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說明其中的內容在明朝開國以後就已開始反覆斟酌的過程，歷時六年而確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訓”要求子孫後世，從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說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認爲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趨於成熟，對外關係由此奠定，並刊印成書，以傳之永久——正如本書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似乎根本就不認爲社會是發展的。
在這部《祖訓錄》首章《箴戒》中，有關外交的內容如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求、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書之前，太祖於洪武四年在奉天門公開宣佈有關外交的看法，可以視爲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時間。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臣僚，鄭重闡述了他所制定的對外政策總綱領：
“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
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門頒佈詔令，這裏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國的使節。重要的是，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論述王朝對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現實的外交思想。
其實與後來刊印的《祖訓錄》比較，這裏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說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續。
首先，他爲王朝確定的對外政策是“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顯示出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立場。然而，對外政策的基調又是和平的：“不可輒自興兵”，這裏明確說明了興兵征討的標準，是“爲患於中國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說明自己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認爲對外擴張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更會因勞民導致禍亂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則鮮明地表示出對於出征擴張行爲的鄙視。
最後，太祖將對象一分爲二，又一次提到對海外國家“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的基本方針。
但在宣佈對外政策的重要抉擇以後，他同時又表明西北的蒙古纔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謹慎防備。直接說明將元朝北去的殘餘勢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將北部陸上作爲王朝軍事防禦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時，太祖於洪武二十八年將進一步修訂完成的《皇明祖訓》刊佈於世，列於《祖訓首章》的對外關係，也就成爲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爲明朝子孫世代必須遵行的基本國策之一，以成憲的方式留存於世。
爲了讓子孫後代明確世代不與交戰的國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說的“不徵諸夷國”，他在《皇明祖訓》中把它們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羅列出來。
十五個國家之前說過，就不再列出，但這裏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訓錄》中完全沒有提及的日本，雖然當時已經明確在絕交之列，卻也沒有被排除在外，同樣被列入了不徵的範圍以內。
這無疑說明了明朝對於外國，無論建立朝貢關係與否，也無論爲友爲敵，是採取了一律“不徵”的態度。這就不能不使人對於明朝初年以“不徵”爲特徵的對外關係的和平理念有了一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