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爲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爲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爲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爲所欲爲的，而是有着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與這類觀念上的戒律相應,歷代法律都有懲處言罪之條，如非議朝政、觸犯忌諱、妖言惑衆、冒犯君長、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這項各代王朝皆爲言官羣體遵守的規定，到了明代，尤其是歷史上的萬曆中後期,偏偏卻遭到了嚴重的衝擊。
言官對於萬曆批評之激烈,甚至可以說是對萬曆個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擊。這種激烈，恐怕是整個中國歷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評》中，對言官批評萬曆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早在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
萬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又如《明史》記載，戶部給事中田大益在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書抨擊萬曆個人操守：“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
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
如夏桀隕於瑤臺，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啓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
在將萬曆比爲桀、紂、幽王、厲王、桓帝、靈帝、徽宗等歷史著名昏君後，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說道：“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這罵得可夠狠？說是狗血淋頭也不爲過了吧？可是朱翊鈞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是對於皇帝個人的全方位攻擊，萬曆對此的態度居然只是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會。
朱翊鈞這樣的反應只是因爲脾氣好嗎？顯然不是，他要是脾氣好，當年張居正怎麼差點被挖墳鞭屍的？
原歷史上萬曆對待言官的集體激烈抨擊乃至謾罵，皆採以留中不發、不予理會的方式冷處理，其實是從側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後期皇權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謂“君權空前絕後的膨脹”。
而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萬曆等怠政之君主權力，始終無法恢復於洪武永樂朝之皇權巔峯之因”。
然而在後世很多人那裏，每每論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論者便要提出所謂“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蟬，不敢奏對忤旨，甚至只懂阿諛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權獨C的空前膨脹”云云的陳腔濫調。
這類論點看似合理，但若細究歷史，則發現所謂“廷杖令士風頹靡”一說，只是想當然的推論結果，並不符合史實，也並不成立。
事實上，當時許多言官沽名釣譽，以廷杖作爲獲得聲望乃至升遷的手段。正如當時禮部尚書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爲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
許國也曾憤慨地指出：“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爲至榮，終身傾慕。”
可見，所謂“廷杖之下，士風頹靡，只懂阿諛奉承”之論調，恐怕與明士風之實況所不符。以廷杖之說而論明代君權之空前膨脹，其實難以成立。
那麼大明朝的君權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既主導行政之決策權，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獨C，而由於言路之開放，導致君主又處處受制，只能以表面寬大的“留中不發”手法處理。
這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君權面對言官們史無前例的激烈抨擊而無力處理，只得自我“擺爛”、不予理會。
這種置若罔聞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實事實正好相反，這是君權面對過於強大的輿論和道德壓力所展現出的無能爲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當然，原歷史上的朱翊鈞與當前的朱翊鈞顯然有所不同。如果說原歷史上的朱翊鈞是被文官集團的“非暴力不合作”給搞得沒脾氣了，那麼現在的朱翊鈞相對而言日子卻好得多。
朱翊鈞現在處境的“好”，可以說主要是依靠實學派改革得來的，當然也有高務實憑藉這些改革而打出的數次大勝作爲加成。
實學派改革的目的歸根結底就四個字：富國強兵。從其所達成的階段性效果來看也正是如此。
從富國的角度來看，戶部歲入相較於嘉靖末年和隆慶朝已經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開支減少了三分之二，驛站開支減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虧損還禍害九邊的官營軍工大部分關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