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這麼說？這裏頭的問題其實很複雜。
後世中國人所認知中的“民族”這個詞受到很嚴重的西方影響，其與“國族”等詞語的意義經常混淆，以至於“民族主義”的概念同樣常常被混淆。
[注：解釋起來太費筆墨了，推薦一下傅正老師的視頻，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後綴標題【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系列視頻。我忘了是具體哪一集裏說到過了，另外請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對。以下我書中會默認各位讀者都已經明確這些概念之間的區別。]
其實，拋開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譯的誤差等問題，高務實真正要搞的，其實是一種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
歷史上的清末，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等一系列屈辱的對外戰爭中，普遍出現的情況是老百姓對洋人與朝廷的戰爭漠不關心。別說主動抵抗了，連勾結洋人在當時的多數普通人看來也並無問題，現代中國人理解中的民族氣節在當時的普通百姓之中幾乎一點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動反抗，幾乎都是因爲洋人侵犯了當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發現並且改正，主動施以小恩小惠，當地人便立刻“原諒”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繼續做順民。
爲什麼呢？因爲民族意識沒有覺醒，國家認同並不存在。
當然，韃清與大明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就在於前面提到過的“國族”。毫無疑問，大明的“國族”是漢族，韃清的國族是滿族。
大明的統治階級當然也剝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國家體制問題，是封建王朝統治本身的內在邏輯問題。而韃清的統治則不然，它不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剝削，還有“國族”對“非國族”的剝削，這當然會讓人數佔據絕大多數的“非國族”無法對其產生認同感。
簡單來說，清末普通人坐視朝廷捱打的原因很簡單：我們是我們，你們是你們，你們平時盡欺負我們，那我們憑什麼要在你們捱打的時候幫你們？
所以在高務實看來，要想不出現這種所謂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會出現一個少數“國族”。倘若必須要有一個“國族”，那隻能是漢族。
如果還能再努一把力，則最好這個國族的概念還能擴大化一些，變成“中華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經推行了很久的“泛漢族主義”——通過歸化戶籍制搞出來的“新漢族”。
總而言之，遵循的原則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歷史上的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曾感嘆：“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然而高務實認爲，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些情況之所以出現，首先是因爲中華沉淪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國沒有沉淪，一直都不遜於任何人呢？這些爭論恐怕都未必會出現！
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既然如此，讓東風永遠強勁不就好了！
周人爲了對抗蠻夷而首創“華夷之辯”，利用“諸夏”團結的力量對抗北方蠻夷的入侵。高務實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團結“諸夏”，集東方之力來對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現在很難說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紅夷”會威脅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來。在皇家軍事學院中最先推行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軍人作爲直接與外敵對抗的羣體，他們更加能理解這種“我們與你們不同”的思維。
先期通過軍事學院推行，往後再通過科舉的考題、民間的議論等手段，逐漸改變人們的想法，將原本五花八門的思想統一到共同的民族認同，自然也就有了對抗的力量基礎。
當然，高務實從來不是狹義漢族主義者，而是泛漢族主義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軍事學院裏設立“宣政”來推行這些思想，也會切實實踐，擴大廣義漢族羣體的基礎。
堅持讓朝鮮內附，就是這一實踐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爲朝鮮領議政，代表朝鮮朝廷再次向大明遞交了國書。
然後，高務實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諭令，要求他回朝商議近期相關事宜。這道諭令的用詞頗爲含湖，既沒有說明平倭之戰究竟打完沒有，也沒有說明高務實此次回朝是凱旋班師還是“中期述職”，甚至沒說究竟要商議什麼“相關事宜”。
不過高務實卻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爲他知道，含湖其辭正說明了一點：皇帝心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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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真不是我昨天放鴿子，昨天的一章怎麼都發不出來，後臺系統讓我檢查敏感詞卻又不說哪些是敏感詞，搞了幾個小時沒搞定，給我幹崩潰了，一怒之下關機罵娘去了。今天發出來的其實已經刪刪改改搞得面目全非……反正很煩躁，不想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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