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哀帝的在位時期，宮室、苑囿、府庫的收藏已經很多，百姓的資財富有雖比不上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但人口達到鼎盛，是有漢以來最多的，於是哀帝也想改革經濟。
哀帝繼位初期，以左將軍師丹代替王莽擔任大司馬輔左朝政。師丹一上任就向漢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議，企圖使漢家擺脫厄運。
經過羣臣討論，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體規定：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佔田不得超過三十頃；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爲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佔有土地，不許做官。超過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沒收入官。
這本來已經可以說是做出過一定妥協的改革，但依舊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權貴的反對。首先是遭到丁、傅兩家外戚的反對。而漢哀帝本人對這一詔令也沒有實際的支持，特別是後來他竟一次賞賜董賢兩千頃土地，是限田最高額的近七十倍，於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紙空文。
在朱翊鈞看來，高務實怎麼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賢”？別的不說，高務實當時說朝廷應該收商稅的時候，那可是在原本沒有稅種的情況下，讓京華主動上繳相關稅收，以此來開風氣之先的。
更不要說賞賜不賞賜了。算起來，他朱翊鈞這麼多年下來賞賜給高務實的錢財簡直不好意思開口，高務實帶來各種大勝，皇帝的賞賜無非幾匹紅綢子、百十兩紋銀之類，完全都是按照過去的例子比照着來。
高務實真正拿到的“賞賜”，恐怕認真來看也無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賜字、賜詩，大抵都是榮譽方面的，沒什麼實際財富。當然，高務實看起來也不怎麼需要錢財賞賜就是了。
另外，漢哀帝雖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僅嚴於律人做得不到位，更關鍵的是根本不能做到嚴於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別人豈能服氣？
他和高務實這對君臣則不同，或者說因爲高務實的堅持而變得不同。就說京師附近的皇莊問題，原先京師周邊的皇莊遍地都是，現在還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務實勸他退還給莊民自耕的嗎？
而高務實自己也沒閒着，用了很多相較於這個時代先進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金融手段來推動。這些手段可以很好的促成此事，又不會給贖買田地的百姓帶來過高經濟壓力——在這其中，承擔墊資貸款責任的就是京華。
這一樁樁、一條條，都是在爲民間做實事，也正是因此，高務實在京師周邊雖然有很多產業，有很多家丁，但從來沒有鬧出過當地百姓與高家家丁爆發羣體衝突的事件——這種衝突在此時的大明可不少見。
最後，朱翊鈞的憤怒還來源於一點，就是漢哀帝死得早——你們這羣逆賊是在咒朕早崩？
這可不是小問題，在皇權時代這是要命的大問題，於是綜合這以上種種，罵高務實是董賢的一幫人自然就倒了大黴。
這麼多年下來，高務實的功勞越來越多，多到很多人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後他們便又產生了一種心理：指望高務實自己把事情玩砸是不現實的，與其做無用功去和他相爭，不如就坐看好了。
這種想法其實還挺中國化的，《周易·乾》中就說：“上九，亢龍有悔。”
龍爲君位，亢是至高，言處於極尊之位，應當以亢滿爲戒，否則會有敗亡之禍。
在這些心學派中的部分人看來，如今的高務實已經根本不可能用正面遏制的方法打壓了，只能讓他走滿當前的“飛龍在天”，自行進入“亢龍有悔”之態勢纔是順應天道之舉。
天道，這個詞玄而又玄，但心學派自王陽明本人之後，原本就很快進入玄禪虛妄之境地，根本不是王陽明原本想要宣傳的宗旨，眼下面對無法戰勝的對手時，他們這些走了歪路的後世門徒選擇用玄而又玄的“天道”來逃避現實，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趙志皋某種程度上也是持這樣的態度，所以纔會有他和沉一貫的這番對白。沉一貫最終勉強被趙志皋說服——他是這麼表達，但心裏服不服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高務實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回到京師，因此他回京面臨的第一個意外，便是他和劉綎、董一元及千餘家丁剛剛走到城南的永定門打算入城，竟赫然發現內閣諸位閣僚已經率領羣臣在城外恭候迎接。
劉綎、董一元見狀，簡直是豬八戒吃了人蔘果一樣舒坦，不約而同的挺直了腰桿，渾然不覺被他們一左一右護衛在中間的高務實頓時面色一僵，在飛快地打量了一番之後，他的眼中立刻浮現出一抹濃濃的沉凝。
來迎接他的人，有內閣閣僚，六部各官，也有都察院及翰林院與各寺卿、少卿等，但卻偏偏沒有見到司禮監的人。
“侯爺，朝廷諸公盡皆來迎！”劉綎興奮地轉頭對高務實說道：“侯爺如今可真是……”
他這話沒敢繼續往下說，因爲他已經發現高務實的臉色有些不對勁，下意識把後面的話吞了回去。
“真是什麼？”高務實瞥了他一言，面無表情地道：“真是危若累卵。”
劉綎、董一元愕然之下面面相覷，兩人都是一頭霧水，呆若木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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