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高麗聲稱對開元路朝鮮半島北部地區擁有主權，彼時重心全放在繼續討伐元朝餘孽的明朝不打算節外生枝，遂放棄了開元路朝鮮半島北部的領地，並將鐵嶺衛改置於遼東奉集堡(後世遼寧沉陽東南奉集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鐵嶺衛又從奉集堡移至銀州(後世遼寧省鐵嶺市)。
高麗末年和朝鮮王朝初期，李成桂對朝鮮半島圖們江流域加強了管理，招撫居住在該地區的女真人，最終使圖們江和鴨綠江成爲大明與朝鮮的界河。
簡而言之，高句麗早就被唐朝滅亡，後來的高麗是從新羅分裂而出，繼而又改朝換代爲朝鮮並逐步統一朝鮮半島的。
究其歷史，可以說當前的李氏朝鮮乃至追朔其祖上，原本都不曾是中原王朝直轄統治的一部分。[注：要注意，這裏說的是不曾直轄統治，但新羅是唐朝的附屬國。]
那也就是說，大明接受朝鮮內附，實質上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面直轄統治朝鮮半島。因此，這些認爲大明應該“三讓”的朝臣其實是擔心朝鮮民間對於內附有不滿，若無此流程則可能導致後續的統治不穩，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精力、更多時間來鞏固。
也可以說，他們認爲漢文帝繼位時三讓是爲了獲取合法性，而此時大明需要三讓，也同樣是爲了獲取合法性。
這種思路其實不難理解：你們朝鮮也是習儒之國，現在你們要內附，我大明皇帝便按照傳統來個三讓，三讓之後你們還堅持內附，那今後你們自然應該認可我的合法性了吧？
朱翊鈞心裏對此頗覺厭煩，但這道理卻又不好反駁，只好把內閣六位大學士再次找來進行文華召對。
召對之上，朱翊鈞也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只能壓着不滿問各位輔臣對此有何看法。
王家屏首先表示反對，他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認爲三讓雖然理論上的確有助於加強合法性，但朝鮮離京師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而且使臣爲了避免海路不安全還只能走陸路，一個來回就要兩三個月(使臣不是行軍，走得慢)。
這樣的話，如果還要行三讓之禮，那怕不是足足一年時間就這麼平白無故被耽擱掉了，完全沒有必要。
然而，在內閣中一直沒什麼存在感的趙志皋這次不知道爲何卻有了主見，他和沉一貫兩人堅定地站在了應該三讓一邊。
趙志皋的觀點是朝鮮內附乃大事也，而且朝鮮素來自稱小中華——甭管是不是吧，總之它是個崇儒之國。既然如此，我泱泱天朝歷來講究一個“君君臣臣”，自然不能失了禮數，這三讓之禮應該要有。
潛臺詞就是你們日後老實點，吾皇收留你們那是吾皇深仁厚澤，見不得朝鮮百姓受苦、見不得你們大王因爲擔心無法“死於天子之國”而日夜憂嘆，可不是貪圖你們那窮鄉僻壤的幾畝破地，你們可別不識好歹。
應該說，這兩種說法都不是沒有道理，只是朱翊鈞雖然傾向於王家屏的觀點，但依然不好僅僅因爲怕耽誤時間而不顧趙志皋和沉一貫的意見，畢竟人家佔了一個“禮”字，這玩意兒在大明是很難反對的。
於是，朱翊鈞只好寄希望於高務實，希望高務實能體會他的意思，並且拿出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別讓他左右爲難。
高務實的確是個善於解決問題的人，他首先琢磨了一下趙志皋和沉一貫爲何如此堅持，非要讓皇帝“三讓”。
想了想，估摸着還是學派理念問題。實學也好、心學也罷，平日裏都說自己學派是由理學發展而來，換句話說就是都認爲自己纔是儒家正統。
但是，實學派講究的是一個經世濟民有實效，本質上是迴歸儒家早期的傳統；心學派也認爲程朱理學時的儒家走歪了路，但他們標榜的卻是要先解決人的思想問題，認爲只有道德水平全面提高之後，其他的事情才能一通百通。所以，不僅實學派認爲自己是“實學”，心學派也認爲自己是實學——道德實學。
既然是強調道德的實學，那麼任何事都要講禮法，因爲禮法就是道德的表現形式，如此“三讓”就必須要有。
想明白了這點，高務實心裏雖然直翻白眼，但面子上卻也不好直接反對。王家屏現在敢反對，那是他早就打算致仕了，而且時間緊任務重，忙完朝鮮內附還要忙正國本，自然也就不願意耽誤，也不怕直接反對。
可惜高務實還不打算退休，所以他不能這麼幹，只能和稀泥：“臣以爲禮不可廢，然程序卻可因現實而有所通融。以臣愚見，‘三讓’可行，但不必讓李山海往返三次……反正他是全權特使，就由他三次代朝鮮王題請而皇上三讓即可……至多三天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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