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島國也，地狹而民衆，天然對大陸有着異乎尋常之渴望。日本文化雖受我中華之影響，卻又有其獨特的一面。中華教之以禮而其學之難全，難改其本性之惡，這便使得此國之民往往一身兩性——要麼自卑，要麼狂妄；要麼示人以禮，要麼示人以暴。”
高務實忽然說了這麼一段，讓蕭良有不免錯愕，但高務實不以爲意，繼續道：“作爲日本文化最古老、最原始的組成部分，神道以及神明崇拜，根深蒂固地紮根於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
無論是天皇政治時代還是幕府時代，這種非理性的、宗教式的崇拜從未被統治者所拋棄，反而逐漸改造和強化爲日本中心主義的核心內涵。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孫後裔，而日本作爲獨一無二的神國，只有天皇家族的偉人們才能統治。
這種宗教式的崇拜也逐漸滲透到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爲日本民族的內在關係模式——將一切權威視爲神，並且對神無條件地付出絕對的尊敬、順從與忠誠，而神則可以隨意地處置和決定他們的一切。
然而在森嚴的階級制度的壓迫下，這種關係模式逐漸從一個具體的、自願的崇拜，變成一種普適的、強制的潛規則和社會要求：你的上級就是權威。
無論這個上級是誰，才學人品如何，無論你對這個上級有什麼想法和意見，只要在你們的關係之中他構成你的上級，那麼你就必須對這個上級，也就是權威抱有絕對的尊敬與順從。
於是日本長期處於一種極度不平等的等級制度中，庶民需要對上等階層爲僕做馬、絕對順從，而上等階層卻可以對庶民生殺予奪。
同時，日本物產貴乏，自然環境惡劣，生產能力長期低下，無論是生活水平、民衆素養還是政治制度，都難以達到較高的程度。在氏族制度之下，暴力就是唯一的真理，是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因此，日本對武士和暴力有着極大的崇拜。
神明崇拜與強者崇拜，衍生出來的卻是絕對服從與暴力至上，這種兩種極其矛盾的行爲模式構成了日本最根本的民族性格，並且產生了三種基本的外在行爲模式：
其一，對於實力遠超自身的強者和權威，日本人會表現出狂熱的、宗教式的崇拜，甚至展現出類似於奴性的百依百順與絕對服從；
其二，對於實力與自己相近的、或者是覺得未來可以超越的強者和權威，日本人則展現出極大的野心、狂妄和自負。他們會不顧恩義，沒有底線，一旦有機會便會立刻噬主，這便是白眼狼心性；
因此，面對弱者，他們會將自己帶入到神的位置，將曾經施加到自己身上的痛苦與內心壓抑的暴力**，加倍地施加到弱者身上，毫無顧忌地、肆無忌憚地宣泄自己的真實情緒與想法。”
雖然蕭良有不知道高務實爲何與自己剖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他還是聽得有些心驚，沉下臉道：“竟然如此危險？”
高務實點頭道：“知小禮而無大義，畏威而不懷德，強必寇盜，弱而卑伏，不顧恩義——這便是日本人的特性。
漢中兄知道，我府中有不少隨嫁而來的降倭夷丁，這些人平時對我唯唯諾諾，無論我讓他們做什麼，他們都會毫不猶豫的去做，生怕稍稍惹我分毫，不少人都說這些人真是天生的好奴才……
呵呵，但旁人恐怕並不知道，若我有朝一日落亂失勢，這些人也絕不介意借我人頭一用，來換他們的榮華富貴。”
蕭良有面色沉肅，眉頭深皺，正要說話，卻聽見高務實繼續道：“皇上因察哈爾寇邊一事龍顏震怒，已經決定儘快整軍西征，屆時還要重開絲綢之路，復我漢唐雄風。
皇上有此大志是我漢人之福，然則如此一來朝廷必無餘力再維持一支龐大的水師。既無這等水師，要長期維持對日本的統治便不現實，因此海貿同盟不得不接過此任，以求於大唐之後再次讓日本人知道中國纔是‘神’，絕非他們能夠挑釁和反抗的。
爲達成這一目的，杜絕其國將來再有覬覦之心，我豈能憂讒畏譏？至於皇上，我並不擔心他會誤解……當然，若皇上哪天真的心生疑竇，我辭官歸家也就是了。”
蕭良有見狀，知道今日的談話也就只能如此了，遂點頭道：“既然日新早有定議，良有也便放心了。”高務實點了點頭，但沒有多說什麼。
蕭良有又道：“李山海代朝鮮王三請內附之事，禮部會馬上拿出章程……呵呵，等過完年皇嫡子滿月，恐怕又有得忙呢。”
高務實露出笑容：“國本之爭這麼多年，若能於年後順利結束，我想禮部恐怕纔是最高興的吧？”此言一出，二人相視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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