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理順陰陽”，這是自古以來宰相的職責，所以給了首輔王家屏；“翼輔三朝”是誇梁夢龍是三朝元老，因爲梁夢龍在內閣資歷最老，是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趙志皋的“德惟一心”大抵是因爲他政績不多，但平時看來人品和學問都不錯，且是心學顯流；沉一貫的“責難陳善”是指他經常提意見，皇帝覺得“你說的對，可以多說”；周詠的“鎮撫四夷”可能因爲他是從封疆大吏入中樞輔左，而且又分管兵部的原因。
然而這幾位所得的辰翰，沒有一個是將其比作古時某位賢臣，只有高務實這裏例外了。
尹尹的故事不必多說，但凡要對輔臣大誇特誇，基本都少不了這位，放在此處沒準就是例行公事。然而對於傅說，高務實卻逐漸品出了一點不同之處。
首先，武丁利用“夢帝賚予良弼”的策略——也就是所謂做夢時得知有聖人的這齣戲碼，直接提高了傅說的宗教地位，同時也極力提高傅說在行政系統中的地位，使之成爲權力系統中的關鍵人物。
按照辰翰的意思，這裏武丁當然就是指皇帝本人，傅說當然就是高務實。那麼，皇帝有沒有通過什麼辦法提高他高務實的地位呢？有，早期是聖卷，後來是給高務實各種立功、立大功的機會。
但是辰翰只有八個字，與武丁、傅說相關的只有與四個字，那麼有很多更深的意思便只能自行體悟，不可能完全直白表達出來。除了上述這些，是否還有其他？有的。這就必須聯繫到武丁這位商王在歷史上做過的一些事了，尤其是他的功績。
歷史上的武丁，在利用傅說進行強化王權的同時，也在理論和制度上對採取了集中權力的措施。其集中王權的方法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尚書·說命》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一是強調“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的君臣秩序。簡單地說就是“天賦王權”，所以“君君臣臣”是有道理的，因此建立了一種君臣尊卑體系，也是一種階級化的社會倫理。
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強商王對官員的任免權。所謂“官不及私暱，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於是，商朝在武丁時期建立了任人唯能、任人唯賢的規則，力圖改變盤庚所強調的“惟圖任舊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終取得了對官吏的最終任免權。
武丁這麼做，在當時來說實際上是對舊貴族在任職特權上的否定，大大加強了商王選拔官員的自由度，對王權的加強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權掌握到商王手中。商代前期與王權對立的貴族主要是依靠神權，《尚書·君》中說：“時則有若尹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所以列舉的權臣皆是“格於上帝”的巫師，神權構成對王權的主要威脅。
商代的神權最主要表現於祭祀權，後世有研究表明，武丁前期的祭權十分分散，多種非王卜辭都有頻繁祭祀祖先的記錄，有的甚至祭祀商王的遠祖。針對這種情況，武丁提出：“黷予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對祭祀進行了改革。
高務實忽然覺得，朱翊鈞把他自己比作武丁恐怕真是意有所指，這邊功方面尤其明顯。
既然邊功方面如此相像，那麼其他方面又是否一樣呢？
君臣倫理，這一點應該不必皇帝再強調了，現在沒人敢對此發起挑戰，皇帝大概也不會認爲這方面有什麼隱患。
官員任命權？這是皇帝的權力，大明朝在這一點上也並無太多隱患，皇帝想任命誰就能任命誰，即便內閣輔臣，皇帝想要中旨任命也不是不可以，只要那人敢做就行。
雖說“只要那人敢做”本身經常出問題，但臣子不肯就職是因爲社會輿論壓力，而並非皇帝沒有任命權。所以高務實認爲，皇帝這裏並不是暗示要他幫忙奪回官員任命權。
那麼，還有什麼人事權力不在皇帝手裏嗎？似乎是有的，在今天這個皇嫡子滿月的特殊時間，皇帝忽然以武丁、傅說來暗示，難保不是指皇帝失去了對太子的選擇權。
太子乃是儲君，但儲君本身也是臣，也是皇帝可以選擇“任命”的，然而現在皇帝卻反而沒有選擇權了。作爲一個“中興明主”，功業說起來已經直追二祖的皇帝，他對此深懷不滿似乎也不足爲奇。
如果這一條能夠坐實，那麼下一條也就不難理解了。什麼是“神權”？武丁時期是對祖先、神只的祭祀權，而武丁當時所做的，正是讓商王壟斷“誰是商王家族的祖先”、“誰是我們的神只”的解釋權。
那麼，現在呢？現在的“神權”無疑是儒學，然而對儒學的解釋權則顯然不在皇帝手中，卻在天下儒生……呃，那太泛泛了，實際上應該說就是在文官集團手中！
高務實凜然一驚，暗道：莫非朱翊鈞是要拿儒學開刀，在各派之中挑個倒黴蛋殺一儆百，然後將儒學的解釋權收攏到他……以及今後的大明皇帝手裏？
這可不行啊，皇權要是把儒學的解釋權都收攏起來，那相當於是****，如此則文官集團對皇權的向心力就瞬間崩塌了！
高務實倒抽一口涼氣，正要考慮等待會兒皇帝召見輔臣時該如何想辦法試探一下口風，忽然見到劉平急匆匆一路跑步而來。
不等衆輔臣詫異相詢，劉平已經叫道：“諸位先生，皇爺咳血暈過去了，還請先生們立刻去乾清宮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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