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並不是問題，大明一直都有同文館，乾的就是翻譯的活。當然，高務實並不打算找同文館的人來翻譯，他也並不需要。
京華做了這麼多年的海外貿易，區區翻譯哪裏需要借力他人？同文館乾的活，不僅南疆也有人幹，而且京師一樣也有。
不過有一說一，京華招攬的人倒也不是什麼專業翻譯人員，而是各類西方知識分子，其中最多的事建築師和傳教士。
傳教士且不多說，這年頭的傳教士幾乎個個都是學者級別的。就說建築師，想當初高務實建西山別院時，就已經招攬了不少歐洲來的建築師爲其效力，雖然其中意大利人比較多，但西班牙人也是有的。
何況就算真沒有也不打緊，找個意大利建築師用拉丁文寫翻譯件就行了。人家可是西班牙的公爵閣下，考慮到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異常虔誠，公爵閣下也肯定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那他打小讀的聖經自然是拉丁文寫就的，他不可能看不懂拉丁文。
至於爲什麼不找傳教士……嗯，傳教士和建築師不太一樣，後者一般只要錢到位，什麼事都好商量，但前者就難說了，人家搞不好身負特別任務呢？高務實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本着能謹慎一些就儘量謹慎一些的態度，以免出現意外。
總之這事沒什麼好操心，工匠學堂裏就有相關人才，也不虞消息外泄，只要交代一聲便有人去辦。
又稍微與黃止汀聊了一會兒，身心疲憊的高務實還是提早安寢了。黃止汀把侍女打發走，親自侍候高務實睡下，自己卻道了個歉，繼續完成沒寫完的信件去了。
次日一早，高務實去內閣當值。因爲昨日已經商議好了，因此他剛到內閣便有觀政進士送來一大摞奏疏，說這些奏疏全都要求對昨日皇上咳血暈厥全力調查。
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高務實對其中的文章可謂一個字都不想看，因爲文章本身如何遣詞造句根本沒什麼意義。他只是問道：“實學派與心學派的奏疏各有多少封，餘下的又有多少？”
觀政進士道：“實學派六十一封，心學派四十九封，其餘七十三封。”
高務實微微點頭，吩咐道：“知道了，你且去忙吧。”觀政進士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剛纔這個數據基本符合高務實的預期，大致上這也和各方人士在朝中的佔比大差不差。實學派的人數比心學派要多，但大致上雙方還能算是“勢均力敵”，只是其中實學派一方略佔優勢。
至於“其餘”這部分比實學派還要多，那其實並不奇怪。朱明皇朝的理學正統搞了快兩百年才被心學勐烈衝擊，後來又出現實學衝擊，但歸根結底，心學和實學都並不完全反對理學，而只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罷了。
因此可以這樣說，心學和實學本質上都認爲自己的根基還是理學，只是這根基本身有點問題，需要剔除其中錯誤荒謬的那部分，換上自己認爲正確的那部分，然後才能形成完美的理學。
既然如此，贊同傳統理學的人多一點也沒什麼大問題，甚至理所當然，這就是所謂慣性。
不過，理學這一派一貫被稱之爲中立派，那當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於傳統理學雖然仍有很多人信奉，但他們是沒有“組織”的，在政壇上基本也是一盤散沙。
而這就讓他們人數雖多，可實際在面對實學派或者心學派時卻很難捏成一個拳頭，最終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壇只能靠邊站，分點權力的邊角料，根本無法與實學派或心學派在政治層面相抗衡。
可能正是因爲這樣的原因，王家屏作爲當今朝堂最大的中立派，他昨天面臨朱翊鈞堅持不肯調查翊坤宮的態度時，第一個想到的辦法就是自己以辭職相迫。
這一方面說明王家屏確實性子剛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也是無奈之舉，因爲他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掀起朝廷輿論風潮。
好歹人家也是當朝首輔，如果他號召半天卻應者寥寥，那多丟人啊？這樣的話還不如不去號召呢。而如果他選擇二話不說就自己帶頭衝鋒，那麼即便是“死”，至少也“死”得康慨意氣，沒準還有機會獲得千古美名，怎麼說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啦。
不過這事終究沒發生，因爲沉一貫和高務實的聯手力勸。他倆聯手意味着在朝中掀起輿論風潮是可行而且幾乎必定成功的，王家屏也就不用擔心丟大臉。
不僅不必擔心丟臉，而且這波輿論風潮算起來將會是他領頭的，無論外界心裏是不是跟明鏡一般，至少面子上都得承認他王元輔纔是“帶頭大哥”。
哎呀，那簡直就是他這輩子在號召力方面的高光時刻。都已經決定不久之後便要告老還鄉的人了，還能找着這麼一個機會，王家屏全身心投入進此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他昨晚積極聯絡，又對外透露出實學、心學兩派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達成一致，終於說動如此多人於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徹查——當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說，但矛頭所指都是徹查翊坤宮。
高務實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過閣票，一張張全都寫上“朕知道”、“已閱”、“知道了”等字，卻未有更具體的表述。
這裏要說一下“票擬”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及怎麼寫的。
明朝草創之初，曾進行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加強君主權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同時撤銷尚書省，改爲六部直接受命於皇帝。
然而，大規模撤銷中樞決策機構，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數量呈幾何倍數增長，皇帝個人即便勤於政務、宵衣旰食，也於長時段時間及精力上難以維繫。再者，皇帝個人也無法保證其通曉各個方面的政務，使得中央文書處理效率與質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決意於大內添置一批顧問以備諮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舊制，設置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以其常授餐於大內，常侍皇帝與殿閣之下，故名爲“內閣”。
但是，最初的內閣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簡任文臣入閣，參與機務。到了永樂年間，解緒、黃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職於文淵閣。
當時的閣臣們的工作只是參贊機要，而不得干預九卿諸司事務。至仁、宣之朝，由於閣臣皆永樂朝耆舊，威隆權重，內閣之權遂逐步膨脹，而閣臣也開始獲得代皇帝草擬本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