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強軍拓邊，不是科學發明，不是推動工商，不是引進西學，更不是拖到現在還沒動手實施的科舉改革等等，而正是財政改革。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是經濟的延續。所以，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這個破舊漏風且有着嚴重先天缺陷的大明王朝，最缺乏的就是一場系統的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不能等自下而上的變化，否則一定會伴隨着政治動盪，繼而爆發軍事動亂，最終摧垮整個王朝，來一場徹底的大洗牌。然而即便如此，這場由經濟問題引發的動盪也未必能促成一個嶄新且適合當時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也就是新的經濟制度。
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場動盪的結果最終只是摧毀了原先畸形享受了太多特權利益的集團，然後換上一批新的特權集團取而代之。
清明交替，本質上不過如此。
所以，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是指望不上的，高務實在堅持不讓中華文明大失血的前提下還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主導一場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的範疇是大於財政改革的，它至少包括官方與民間兩個部分，而財政改革基本上侷限於官方內部。然而，財政改革卻是經濟改革的先決條件，畢竟中樞財政如果已經窮得能餓死耗子了，那什麼經濟改革都不過只能想想而已，完全是鏡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縱觀高務實這些年的在財政改革上花費的力氣，就知道他的方針是一步一個腳印，踏穩每一步，再佈置下一步。
爲什麼非要這麼做？因爲大明朝各方各面都腐爛得厲害，猶如一個久病不愈的患者，已然虛不受補了。此時你給他一劑看似完全對症的勐藥，他那破身體卻根本承受不起，到時候結果無非是體內的病毒死沒死不知道，但人肯定能瞬間死挺。
在這一點上，有一個高務實一直十分警惕的桉例，那就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搞休克療法，結果真把自己搞休克了的故事——並且從那以後，俄羅斯的經濟實際上從沒爬起來過，反而徹底陷入深深的能源依賴，經濟結構異常畸形，幾乎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在高務實看來，大明朝的實際情況其實連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還遠遠不如，畢竟俄羅斯手裏有大殺器，旁人再怎麼覬覦它也只敢在經濟層面敲骨吸髓，卻斷然不敢直接操刀子把它往死路上逼。
但是大明沒有那樣的大殺器，它沒有一種可以確保與敵人同歸於盡的震懾力，所以在原歷史上一旦大明內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壓力下被激發，最終就導致了亡國。而亡國之後的內部矛盾依舊無法解決，因此外部敵人趁機喫掉了它最後的遺體。
這就是爲什麼高務實的財政改革一開始動手的方向是解除海禁和軍工私營。
沒有大殺器，那是這個時代的侷限性，沒有辦法解決，但是可以先把軍事實力提上來，確保外部威脅被降低到最底程度。在這個前提下，就可以開始內部改革了。
不過高務實依舊很謹慎，他先選擇了一個雖然重要但看似並不太過於起眼的項目，於是便有了《紓驛路疏》。
通過驛路改革，大明朝丟掉了一個巨大的財政包袱，每年節省了數十萬兩的花費不說，還讓驛站能夠反過來給財政供血。雖然這個反哺的絕對數量並不多，但一進一退之下，那也是將近七十萬兩的差額，至少可以說不無小補。
軍工私營，不僅解決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費、冗員開支，還讓軍隊的裝備在二十年後煥然一新，甚至還在不斷提升先進性，綜合算下來一年也要節省至少一百餘萬兩，個別備戰時期甚至能超過兩百萬兩。
再加上驛路改革，僅僅這三項“攻守易勢”，大明朝的財政便多了千萬兩的歲入。
在這之後，高務實地位已經穩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開藩禁就成了下一個推進的改革項目。
朱元章對自己的親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襲爵位制度對子孫們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劉備那樣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輩都打不着的子孫，朱元章也預留了爵位，並準備了相應的俸祿。
然而朱元章沒有想到的是，十幾代下來，他的子孫們已經繁衍到了幾十萬人以上。明朝皇子長大以後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須分封，每一次置藩都會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發加劇了土地兼併。
這樣十幾代下來，全國最好的田地全都變成了皇莊、王莊。例如原歷史上的崇禎年間，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爲宗室所有。
這叫老百姓怎麼活呢？老百姓連活路都沒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稅？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卻全都不上稅！
同時，大明財政還得給這些宗室大量發放俸祿。以嘉靖中葉爲例，全國每年所供京師米計400萬石，而各處供藩府子孫的祿米卻是853萬石，超過兩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不過152萬石，而宗室祿米卻需312萬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麥84.3萬石，而宗室祿米卻需192萬石。
大明的財政，很大程度上是被這幾十萬全靠國家奉養的宗室給拖垮的。以宗室、勳貴集團爲代表的“封建貴族”此時雖然衰弱了，但他們免稅的特權卻沒有失去，同時還反過來吞噬了大明的財政。
最坑的是，由於靖難之役的影響，大明皇族雖然掌握了全國最多的土地和財富，喫掉了大半的明朝財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內帑，其他皇族的財富卻不能用於資助財政和軍費，皇室子弟也不能參軍打仗。
但與此同時，大量的低級宗室因爲朝廷財政窘迫，宗祿經常長期性拖欠，又有祖制不允許他們做其他事，導致生活困頓。他們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違反規定，以此來撈一個去鳳陽“宗室專用ivp監獄”喫牢飯的機會，這簡直是正反兩面都拉滿了嘲諷。
因此高務實推出了開藩禁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措施前文有述，這裏就不復述了，總之最後甩掉了一個大包袱不說，還“解放”了大批低級宗室，讓他們能在朝廷的部分支持下開始新的生活。
雖然在最初的幾年裏，朝廷花掉的銀子比節省的還多(注：參照前文，相當於有個“宗室買斷”制度，所以一開始很花錢。)，但是數年之後朝廷就輕鬆多了，每年直接支出少了約一百五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