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原因：其一，本來在萬曆朝時，理論上要花給宗室的銀子每年高達1256萬兩左右，但事實上這筆錢根本花不起，因此援引舊例，自然會大幅削減，只發很少的一部分，最少時能達到只發十分之一的程度。
其二，開藩禁也不是全部宗室以後一概不管，至少那些親王、郡王以及他們的兒女什麼的，這些人還是必須繼續養着，只是高務實限定了財政供養的名額上限。
由此兩相加減之下，最後每年節省下來的直接開支就是一百五十餘萬兩。
哦，對了，這裏插敘一下：根據魏源的《聖武記》，韃清初年花在宗室俸祿上的銀子就高達六百萬兩左右，而韃清宗室佔地——其中多數爲強佔——面積也極大。
後世有學者曾專門計算，基本結論是韃清宗室到同治年間，每年私吞國家資產高達2508萬兩白銀。哪怕只取一半來看，韃清的壓榨也達到大明的八倍。即便兩朝之間統治時間有差，算上美洲高產農作物的效果，韃清對百姓的狠辣其實也遠超大明。
扯遠了，說回來。即便高務實對上述問題已經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財政問題到這兒也沒完全解決，因爲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難處理的對象，那就是文官集團了。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官集團與其背後勢力或許可以稱之爲財政改革路上的“最終boss”。
衆所周知，以文官、文人爲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雖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稅，但他們卻可以通過偷稅漏稅達到事實上免稅的目的，並且可以通過協助朝廷收稅反過來剝削、壓榨平民，或者反過來協助平民偷稅漏稅來坑大明的財政。
如果說宗室是大明財政的一顆毒瘤，那麼如今的文官集團和它背後的利益集團甚至可能已經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擔大部分稅收的平民大量破產，又使得國家財政的支出無限增長。原歷史上大明的財政到了崇禎時期爲何困難到無以復加？除了積重難返之外，崇禎本人的獨夫作風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崇禎的任性胡爲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任何勢力都不肯出力征稅——原先皇帝的內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倉有戶部管轄，而現在宦官被皇帝限制了，外廷則被皇帝殺麻了。那麼，明朝的財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後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試想一下，京師被李自成攻陷之後被拷出7000餘萬兩銀子，這筆錢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於朝廷財政，大明朝能那麼快完蛋嗎？
當時的700萬兩啊，別說拿去給早期還在爲大明賣力的洪承疇，亦或者最終戰死的孫傳庭，你就哪怕拿給左良玉那種人，他都能去頂着李自成勐攻勐打好一陣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雖多，但最根本、最關鍵死因就一條：收不上稅。
不過，收不上稅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大明獨有的，而是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即便發展到現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據前文，可以說明朝財政破產，根源是在長期和平的環境下隨着人口的膨脹和土地的兼併，底層平民大量破產、無力交稅，同時上層的食利階層的大量繁衍使得國家的經濟和財政不堪重負。但是不止明朝，中國統治時間較長的封建皇朝幾乎都經歷過收不到稅的窘境。
韃清前期跟大明一樣，是依靠合法免稅的“軍戶”壓制不能合法免稅的“民戶”。只不過明朝合法免稅的“軍戶”是錦衣衛和錦衣衛背後的軍功勳貴集團，以及掛靠在其名下的各地衛所軍頭；韃清合法免稅的“軍戶”則是八旗集團和漢族軍閥；至於明清兩朝的士紳，名義上是不能免稅的“民戶”。
雍正搞“士紳一體納糧”，建立在八旗軍事集團支持的前提下，這和原歷史上的萬曆帝依靠宦官、錦衣衛向士紳徵收商稅、礦稅本質上是一樣的。宦官的背後是皇權，錦衣衛的背後是勳貴——明版“八旗”集團。
而且跟明朝的勳貴一樣，韃清的八旗後來也腐朽了，韃清也經歷了從能夠收到稅到收不到稅的轉變。哪怕雍正殺了個人頭滾滾，終於搞出了“官紳一體納糧”，可是到了乾隆時期，稅又收不上來了。
乾隆逐漸敗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慶則靠抄和珅的家補貼了一部分財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臺，財政困難到開始在龍袍上打補丁——這個舉動雖然是象徵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這種行爲藝術，本身也說明了彼時財政的困難。
不止中國，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謂“先進制度”的西方國家一樣發生過財政困難，而且這種困難還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國家當年解決財政問題的最終辦法，大多並不是逼自己國家的富人多交稅，而是通過對外軍事侵略和殖民擴張，通過擴大剝削對象來解決自身的財政困難。
正因源頭如此，所以後人才會看到一些“令人詫異”的“怪事”：等到歐洲的殖民主義體系瓦解，歐洲的軍事力量也急速衰弱。
而到了高務實穿越前，隨着米國經濟發展的漸趨停滯，其每年的財政赤字已經佔到整個發達國家財政赤字的八成，債務餘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00％。該國查爾斯頓大學教授范登堡甚至表示：“米國財政已經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與財政困難相對應的是，米國的軍事力量也在收縮，開始從中東和阿富汗撤軍。也就是說，還沒有明朝歷史長的全球第一帝國，已經像明朝那樣面臨財政困難、軍事收縮的窘境。
此時似乎可以得出兩個假設：其一，如果米國像明朝那樣不能靠借債緩解財政問題，那麼恐怕也已經要爆發“甲申國難”了；
其二，如果明朝可以像米國那樣向全世界借錢(金融霸權的收割)，則恐怕還能活很久！
跟中國古代相比，現代中國和西方國家多了國債作爲稅收的補充，藉以緩解財政危機。
但凡稍稍研究過財政危機的規律就會發現，財政危機是跟經濟危機直接相關的：如果經濟發展得不好，“中產”大量破產，則稅收自然減少，而財政危機自然發生；經濟發展得好，“中產”大量增加，則稅收自然增加，財政收入自然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