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幾年來高務實能夠得到的反對意見無論從朝堂上還是京華體系之內，都已經越來越少了，但並不代表他就習慣了獨斷專行。
前世養成的思維猶如一枚鋼印，在他的潛意識中刻印得很深，他深知自己遠非完人，一定也會有失誤的時候，所以在任何場合他都不會用一種“你懂什麼”的蠻橫去對待不同意見。
恰恰相反，正因爲他現在能得到的反對意見越來越少，使得他更加慎重，一旦有反對意見出現，他會十分認真的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漏算了什麼。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高務實對自己有明確的認識，他並不是天才，其所強於當朝諸公的，無非是幾百年的歷史洞見與無數先輩證明過的一些原則，如‘二分論’、‘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所以他越是功勳卓著就越是提醒自己：不要自負，不要自滿，不是你高務實多牛逼，你只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不要讓自己從巨人的肩上摔下去！
諸葛亮何等大才，以蜀國一州之地打得曹魏派出司馬懿也只能被動防禦，但他爲人做事卻偏偏最是謹慎。甚至就連讓馬謖守街亭，那原本也是極其簡單的任務，每一步該怎麼做，諸葛亮都明確告知過馬謖，可鬼知道馬謖這廝自作聰明，生生把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立功機會浪到天涯海角去了？
正是因爲歷史上已經有過這種前車之鑑，所以高務實的各種戰略佈局往往是一力求穩，務求杜絕激進。
他的這種思維倒也不是憑空得來，甚至可以說還是有理論依據的，即《孫子兵法·形篇》中所言：“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簡單的說就是：什麼叫善戰？就是先讓我自己處於不敗之地，然後等敵人露出破綻，我再擊破敵人的破綻，於是就戰勝了。
不敗的關鍵在於自己不露破綻，戰勝的關鍵卻要看對方是否露出破綻。因此，所謂善戰，其實主要在於能做到自己不露破綻，而不在於保證敵人一定露出破綻——你怎麼知道對方就不是高手呢？
孫子在這段兵法中講述的道理，其實高務實前世就很熟悉，而且中國人恐怕人人都聽過：底線思維。
你不能指望敵人做什麼都按照你的預料或者期盼來，那麼你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堅持做好自己的事。
這就好比九陽神功的大成的張無忌，任你滅絕師太打我一掌、兩掌、三掌，那又如何？我內力深厚，可以源源不斷的自我修復，因此九陽神功的特性便是“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
放在國家層面來說，九陽神功其實就是爲大國專門定製的克敵制勝之法：我只要能做好我自己，任你再怎麼強橫，再怎麼劍走偏鋒，我都扛得住，而最終則一定能耗死你。
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難理解，也不難領悟，甚至不需要太過高深的戰略思維，只要能堅持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即可。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大明的綜合國力雖然遠比後金強大，但大明的結構性問題太過於嚴重，以至於綜合效率低到不忍直視。因此一旦內部稍微出點問題，就會在前線一隅被敵人尋得破綻，犯了孫子所謂“不可勝在己”這一條裏的大忌。
也正因爲如此，高務實一直以來都把內部改革當成頭等大事，傾注的心力遠超過對外作戰。在他看來，作戰有什麼好操心的？運起九陽神功，直接拿內力碾壓就完事了。什麼時候見過他高務實兵行險着，非要用三千精兵大破敵軍十萬八萬？幾乎都是大軍壓上去碾平。
什麼，你嫌我這仗打得不夠精彩？你精彩，你精彩也拿這麼一支甲堅兵利的大軍出來和我打啊，你拿得出來嗎？你拿不出來，而我拿得出來，這就是我的本事！
什麼叫大國？大國就是老子不需要和你玩那麼多的戰術，老子就一路平推，這一路上哪個方面都是主力，你哪一支都打不過！這就叫一力降十會，這就叫大國！
但是，這種打法雖然戰時看起來不講究，但講究的工夫全在戰前，也就是在戰前已經達成全面碾壓的態勢。
具體到對待莫臥兒帝國，高務實之前的戰略就是等阿克巴死後莫臥兒內部矛盾激化，同時其軍事擴張的動能也已耗盡，然後突然出重兵，順着恆河流域一路逆推，強行擊敗其主力——這是兵法的“以正合”。
然後另派海軍一路，帶上精銳的陸戰隊繞過印度半島在印度西海岸登陸，由古吉拉特地區登陸，往東北直插德里、阿格拉等莫臥兒帝國統治核心。此時莫臥兒帝國大軍雲集東部前線，而且可能已經大敗，又聞後路被抄，必然全盤崩潰——這是兵法的“以奇勝”。
莫臥兒帝國作爲一個外來軍事集團建立的政權，統治合法性幾乎完全來源於其軍事暴力，所以一旦這種暴力被京華強勢摧毀，那麼其統治根基也就瞬間瓦解。
屆時，高務實便可以通過各種政治手段來快速填補莫臥兒帝國崩塌之後的權力真空——在這一點上，高務實有完全的自信。
不過問題是，由於京華在南疆、南洋等地的擴張過於順利，也由於擴張帶來的收益遠超預計，以至於京華內部的南疆集團產生了一種內生的擴張動能，並且現在已經難以壓制，使得高務實被迫同意暫時釋放一些這種擴張動能。
於是，他腦子裏原先早已規劃得差不多的計劃只能臨時加以修正，而一個大計劃臨時修正顯然容易出現各種問題。比如說，京華這麼一個龐然大物一旦有蠢蠢欲動之勢，它周邊的各種小勢力就一定會坐不住，肯定會主動尋求……合作或者對抗。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以阿薩姆爲代表的這些小勢力選擇了合作。這一點可能要歸功於大明甚至整個中國曆代王朝的某些農耕文明特性——對擴張的自我限制。
雖然這種自我限制本身是源於對“統治成本”的正確認知，知道自己作爲一個農耕文明，既無力也無必要無限擴張，以免超過自己的統治能力，使得統治成本飛速增長到入不敷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