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高務實做了這麼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經濟，但直到如今才引動政治變化，這本身就已經很離譜了。可以這樣假設：如果現在的歐洲各國如大明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裏出現如此程度的經濟變化，沒準國王的腦袋都可能搬個家。
這不是誇張，也不是隨意比較，因爲按照原歷史的發展來看，再過幾十年英格蘭就會因爲底層經濟邏輯的變化，將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推上舞臺中央，這個人叫克倫威爾。
大明的經濟底層邏輯暫時還沒有顛覆性的變化，經濟主體依舊是“自耕農+地主與佃戶”組成的小農經濟模式。
這一點很重要，因爲這是大明暫時不會出現“護國公(克倫威爾)”的兩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則在於中國並非歐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國特色式的中央集權制帝國。
馬導師提出過“五種所有制”，恩導師完善歸納爲“五種社會形態說”，將社會發展分爲五個階段，即“原始氏族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中世紀農奴制社會、近代僱傭勞動制(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的GC主義社會。”
“未來”離此時高務實所處的時代還太過遙遠，暫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認定，當前這個時代可以看做從中世紀農奴制社會到錦緞僱傭勞動制社會的變革早期。
然而這裏有個極大的問題，那就是無論馬導師還是恩導師，他們所說的情況實際上都是以歐洲爲基礎的，強行套用到此時的中國則明顯有誤差，並且誤差還很大——中國早就不用農奴制了啊！(這裏省略幾萬字，有興趣的朋友自己找資料研究，都是公開的，也不涉政。)
後世很多學者研究爲什麼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歐洲興起，而中國頂多只是“資產階級萌芽”就沒了下文。不能說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務實一直認爲他們把事情搞得太複雜了，其實根本道理反而挺簡單，就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經濟層面，在於中國代表了農業社會發展的巔峯；另一方面是政治層面，中國代表了中央集權制帝國組織形式的巔峯。
前者意味着，代表農業社會經濟的地主階級在力量上遠強於代表商業社會經濟的資產階級；後者意味着，代表帝國舊有制度利益的統治階級在力量上遠強於代表新興制度利益的資產階級。
說到這兒，道理就明擺着了。
歐洲能在中國之前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並不是因爲歐洲有多先進，反而是因爲歐洲在農業社會時代發展不夠先進，於是就導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團”過於弱勢，居然無法剿滅新興的資產階級，這才導致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把社會推進到資產階級時代。
相反，中國這邊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團”發展程度遠高於歐洲同行，實力不能說是強大，簡直是過於強大，以至於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其實力都可以輕鬆吊打所謂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僱傭勞動制”利益集團。
力量對比過於懸殊，你資產階級革命怎麼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斬手，冒頭砍頭麼？
舉個例子，原歷史上的現成案例：“萬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災，絲價甚昂，而‘蘇(蘇州)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爲業，東北半城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掌稅事，而其參隨黃建節等，擅加徵稅，甚至及於織戶小民，‘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並趁機要機匠按匹納稅後纔可發賣，以致‘百物騰貴，民不堪命。又機戶牙行，廣派稅額，相率改業，傭工無所趁食’。
蘇州機戶與工人忍無可忍，先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聚衆二千餘人，推選崑山機匠葛成爲首領。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爲首，率數十人入玄妙觀約定行動，葛成以芭蕉扇爲號指揮，發誓‘不取一錢’、‘不夾寸刀，不掠一物，預告鄉里防其延燒’。自葑門起，於滅渡橋捶斃稅官黃建節，午間又擊斃徐怡春，接着分別往閶、胥二門外，凡是稅官在地方者，盡遭民衆毆殺。之後又前往投靠稅監的鄉紳與富戶家，‘毀其室廬、器物，或斃其戚屬’，或各執火炬燒打。”
上述即爲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趙鼎新等多位史家、學者所重點探究的“織傭之變”。而對於臺灣所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巫仁恕來說，這次發生在江蘇蘇州府的城市羣衆集體行動，僅是他蒐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間衆多“城市民變”案例中的一個。
事實上，這樣的“民變”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蘇州府城反宦官索賄；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變抗議裁餉；1575年，萬曆三年，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城反徵稅；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城搶糧暴動；1796年，乾隆嘉慶間，江西饒州府浮樑縣景德鎮官匠罷工要價……
以上種種也只是客觀案例中的極少數，而這些案例在高務實看來，實際上都具備一定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然而結果呢？無一成事，都是轉頭就被鎮壓了。
什麼叫力量懸殊，這就是力量懸殊。像英國那種資產階級組織軍隊打贏國王軍隊，然後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的情況，在中國這邊連夢都不必去做——你“僱傭勞動制”的利益集團攏共纔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國的根基“自耕農+地主佃戶”利益集團有多少人？
前者頂多百萬，大概率還到不了這個數，而後者則是以億計。高務實爲什麼一直以來都只是引導更多人蔘與工商業，尤其着力引導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代表們參與工商業，就是因爲他知道所謂“資產階級萌芽”在中國真的只是個“萌芽”——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個百丈巨人。
只有把這些大貴族引向“商業新興貴族”、把大地主財閥引向“商業財閥”，壯大了“僱傭勞動制”的基本盤，然後纔有可能推動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當然不革命是最好，畢竟革命總歸要流血。不過高務實對此信心不大，他估計最後還是會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個時候罷了。
總之，中國沒有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不是因爲中國的“資產階級萌芽”出現得遲，而是因爲中國的舊有制度、舊有利益集團過於強大，那個“萌芽”就算髮展再快，他們的相對力量也依舊不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