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見他哈欠連連，不疑有他，隨口說了兩句讓皇帝保重龍體之類的場面話便退了出來。等出了乾清宮，高務實忽然有些納悶，皇帝這睏意來得也忒突然了，前一刻還談性甚高，後一刻就哈欠連天，不會是昨晚臨幸哪位妃子過於勞累吧？
想到這裏，高務實立刻自省起來：我好歹也是朝廷首輔了，這般在心裏編排皇帝陛下，屬實是有些說不過去，抱歉抱歉。
又走了幾步，高務實又想起另一處不對勁。往常如果朱翊鈞和自己聊到這個時候，肯定是要留自己在宮裏陪他一起喫個午飯的，這在京師官員中都已經是他高某人見怪不怪的特權了——因爲大明的皇帝一般不留臣下一起用膳，即便賜宴給內閣閣老，通常也是直接送飯菜去文淵閣的內閣值房，並不會讓閣臣來乾清宮與皇帝同吃。
然而今天居然破了例，這就很不一般了。若是外界知曉，恐怕還要懷疑，高閣老是失了聖眷呢，還是皇上交代了什麼急務必須馬上去辦？
所謂細節決定成敗，高務實雖然並不認爲這麼點小事就能影響京師官場對皇帝與自己的君臣關係做出錯誤判斷，但麻煩總歸是越少越好，因此他打消了回內閣用餐的計劃，吩咐身邊的宦官直接送自己出宮城，同時通知一下內閣那邊不要等自己。
他倒是不怕沒地方去，出了宮門之後自然有自家內務部安排的車隊接送他去任何地方，而他選擇了去京華銀行總行——這地方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同時也是明聯儲的總部。
明聯儲的股本很複雜，皇帝的內帑也在明聯儲的原始股中佔有一定比例，所以他來此處，外界就很難判斷是不是皇帝問到什麼事了。
其實他不是來談公務的，而是來和高國彥談一談對日本的金融戰。當然，說金融戰多少有些刻意擡高，實際上高務實前世也只是個基層幹部，對於金融戰並不在行，他眼下要對日本做的那些事，放在後世肯定是相當小兒科的。
不過，現在不是二十一世紀，高務實認爲自己的計劃還是能有些效果的。
簡單來說，高務實是要通過一些經濟手段來配合甲斐姬，讓她能更好的控制日本內戰的規模、強度乃至節奏。
這裏首先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個先決條件是，通過這些年不間斷的經濟滲透，產自南疆的大米已經佔據了日本市面上“商品米”的大半江山，順便將原本居高不下、只有武士階級以上才能喫得起的大米價格給打下去了不少。
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前些年已經成功開採的呂宋大銅礦爲高務實提供了大量的銅，京華方面除了鑄炮等方面使用之外，很是將這些銅礦用於鑄造銅錢——不要誤會，不是鑄造萬曆通寶，這個是犯法的——高務實鑄造的是專門用於日本市場的永樂通寶。你沒看錯，就是成祖朱棣時期的永樂通寶。
爲什麼永樂通寶會是專門爲日本市場準備的呢？這個還真值得稍微講古一下，因爲永樂通寶這個問題其實還不光與日本有關，其與南疆、南洋甚至印度、波斯地區都有一定關係——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
永樂通寶是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改元永樂之後鑄造的年號錢。《明會典》記載，朱棣於永樂六年(1408)在京師南京鑄造永樂通寶錢，永樂九年又派官員去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省鑄造。但是《明史·食貨志》中卻只記載了“九年鑄永樂錢”，而漏記了永樂六年在京師鑄錢的事。
衆所周知，朱棣在絕大多數政治安排上都盡力按照父親的遺命來執行而無視朱允炆的改革，因爲這可以爲他的“正統性”加分。那麼，爲什麼在鑄錢這件事上他卻要違背父親的禁令呢？
其實也正是因爲“合法性”。正因爲他對“合法性”不足的擔憂極大，所以纔想通過正式鑄造一枚他的年號錢，來抹去他篡位者的嫌疑，並以此向世人昭示他的皇位繼承既正統又合法。
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不過是鑄造一枚年號錢，真的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嗎？
錢幣，特別是年號錢，是不同於一般物品的，在中國古代具有非常強的政治寓意。因此，每當新的王朝建立，或者是新的皇帝即位，甚至是改元換年號，往往都要鑄造一種新的錢幣。因爲只有這樣才具有新舊更替、改朝換代的象徵性意義，才能昭示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而朱棣正是因爲明白這層意義，纔會寧肯違背朱元璋的祖訓，也要打破禁錢令，鑄造他的年號錢。
結合兩件事，可以看出這件事的重大。一件是靖難之役成功之後，朱棣直接將朱允炆的年號“建文”給廢棄了，並將以建文爲年號的四年全部換成了洪武年號。
因此，洪武年號本來只有三十一年，最後卻變成了三十五年。這樣就表示朱棣的“永樂”年號是直接繼承自朱元璋的“洪武”年號。洪武年號鑄造了洪武通寶，中間的建文年號沒有鑄錢，因此他鑄造永樂通寶就可以向世人昭示，他朱棣纔是洪武皇帝的合法繼承人。
朱棣鑄造年號錢永樂通寶，表面上看雖然打破了朱元璋的禁錢令，但在實際的貨幣流通中，朱棣還是繼續推行朱元璋制定的流通使用紙幣的政策。因此，他所鑄造的永樂通寶錢根本就沒有在國內流通使用，反而是都賞賜給了國外的朝貢使團。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朱棣鑄錢的目的是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經濟上的需要。
另一件是朱棣登基之後，立馬派出鄭和率領龐大的使團出使海外，“通好他國，懷柔遠人”。他的目的就是向世人宣告，他纔是大明王朝的合法天子。
實現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他的年號錢來賞賜沿途各國。因此，在鄭和的七次航海中，從永樂七年十月第三次開始，所攜帶的都是大量的永樂通寶錢。這也是朱棣於永樂六年在京師南京，接着又於永樂九年在東南沿海四省大量鑄造永樂通寶錢的原因。
大量的錢幣撒出去之後，必然會招來更多的朝貢使臣。永樂一朝，僅泛海而來的國王就有四位，其中三位還留葬在了明朝。爲了接待朝貢使臣，朱棣又在福建、浙江、廣東分設來遠、安遠、懷遠三個市舶司，在京師則設會同館以國賓待之。另外還設置了四夷館，負責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這些使臣都不會空手而歸，而賞賜他們的多半都是永樂通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