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互市初開之時，“官市”交易所佔比重更大一些，畢竟當時“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必樂從”。
“官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官出“市本”，與蒙古商民進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馬政的機構太僕寺發放，具體定額是“各邊年例市本每年二十餘萬，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麼辦呢則“請借客餉”，或“請發兵部馬價銀”，甚至將“各營死馬椿朋內臟銀兩，盡充市本”。
邊將領取“市本”後，遣指揮一人偕商賈往內地各種商品的產地買進貨物，然後運回互市，與蒙古商民交易馬匹。
這個高務實是知道的，因爲京華不僅自己掌握民市做買賣，其本身也是供貨商，他是看過高國彥交給他的“財報”的。
曹淦對於民市的發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說“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新八一中文網首發 ....
高務實笑着誇了他幾句這事他功勞確實大，當得起誇讚。
不過這種由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即便有京華主導，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漢貿易發展中的新事物。
根據曹淦所說：“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衆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爲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是爲民市之始”。
也就是說，九邊的督撫們最開始是由於官市本錢不夠用，交易不了那麼多蒙古貨物，只好廣招“四方商賈”來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賈嘛，自然是以京華最強，所以民市的主導權就這麼被京華悄悄拿走了。
不過京華雖然自己有不少貨物生產，卻也不是“世界工廠”，不能包產萬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貨，如曹淦就說：“緞布狐皮等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天津私港運抵，我京華商社乃運至市口”。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相應的聯繫，這天津私港之所以貿易額一路攀升，與大明和蒙古的貿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關係的。
高務實又問了問商稅的問題，這個東西最早還是他主動對高拱提出來的，不過他當時只提了個思路，具體怎麼操作的沒有細問。
曹淦便介紹說，在現在的互市貿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稅例向蒙漢雙方的貿易商民徵收比較輕微的商稅，“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穫銀充撫賞之用”。
這裏所謂“充撫賞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結束之後，對恪守條規的蒙古守市人員，獎給一定數量的銀兩及其它物品，市易“即畢”，還要“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時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草銀七分二釐，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稅”。
至於具體稅率，曹淦說那個太複雜了，幾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類來定的，細說起來太費事，但如果簡單的講，就是高務實所說的“超低稅率”。
還有一個現象很重要，就是蒙漢互市貿易興起以後，蒙古牧民覺得互市每年僅開一次，實在是週期太長，於是經常成羣結隊來到互市的市口，要求開設“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時候，那些貧苦牧民缺少糧食，“愈見狼狽，有畜者每次於巡邊各口，求官權易。一牛易米豆石餘，一羊易雜糧數鬥。無畜者或馱鹽數鬥，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擔，易米二三升。或解脫皮衣，或執皮張馬尾，各易雜糧充食。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
因此，朝廷在萬曆元年時，由高拱決斷，允許在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地分別設立“小市”，亦稱“月市”。
關於“小市”的詳細情況，據曹淦表示：“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穀米之數與口內軍餘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
也就是說了這麼幾點：一是“小市”的開市日期爲每月一次，每次僅二三天，一般於每月十五日以後開市二三天，讓蒙古牧民前來貿易；二是“小市”開市之日，蒙漢雙方都派出軍隊維護市場秩序，保障貿易正常進行；三是“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糧食等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張、馬尾、氈裘、鹽鹼、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漢族商民換取糧米、布匹、鍋釜、耕具、絨線及其它日用百貨，“牛，米豆石餘；羊，雜糗數鬥；無畜，間以柴鹽數鬥，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擔易米可二、三升”。
可能還得有個第四，就是高拱要求駐紮“小市”的“參將守備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稅銀”，“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
由於“小市”便於蒙古牧民生產的畜產品及時登市，就近交易，換取他們所急需的糧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對蒙古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較之每年開市一次的“大市”要更爲廣泛深遠，曹淦說蒙古人都非常感念高閣老，認爲他是活着的佛。
他拿出一張畫像來，道：“老爺請看，這是民市中很暢銷的高文正公像，蒙古民間甚至稱爲高菩薩像，經常被蒙古人買回去供在家中拜祭。”
高務實愣住了，接過那畫像打開來看，畫中倒依稀的確是三伯的模樣，只是三伯的威嚴之態在畫中沒有多少展現，反而畫得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個菩薩心腸的大好人。
這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