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民田爲兩萬一千五百九十三頃，與永樂初年相比增加了一萬五千頃以上。此時屯田只佔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三七。
嘉靖四十四年年，屯田額爲一萬零九百二十四頃，較正德三年又減少了七千頃。民田爲兩萬七千四百九十一頃，較正德三年增加了近六千頃。屯田佔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四四，明顯下降。
嘉靖以後，遼東經濟的第二個變化就是日漸殘破。嘉靖年間以前，遼東軍屯雖日漸衰落，但民田卻在不斷增加。然而嘉靖年間以後，軍屯、民田均在日益減少。
比方說去年，也就是萬曆十年，遼東有軍屯八千九百零三頃，民田兩萬四千一百八十八頃，總耕地面積爲三萬三千零九十一頃。
這和嘉靖末年相比，軍屯減少了一千多頃，民田減少了三千多頃，總的耕地面積減少了四千多頃。如果高務實的記憶沒錯的話，這種發展趨勢，在原歷史到了萬曆末年至崇禎年間時期，還會更加嚴重，原因多樣，暫時倒沒必要提。
遼東經濟的殘破還表現在大量遼民逃亡。弘治元年，遼民“逃亡日多”。萬曆七年，整個遼鎮“軍民逃亡者半”。
有的“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有的逃至女真居地，爲女真貴族耕種、役使。
歷史上到了最後期，遼東“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開原道兵備金事潘宗顏寫道“職前往還鐵嶺，一路居民百十爲羣，或十爲夥，無論五六十起，紛紛遮告，泣稱草豆尋買不出，地方所產已盡，兼稱春種俱絕。見今各民餬口無粒”，只好逃亡。
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那麼嚴重，但也開始有這種趨勢了，尤其是在李成梁執行的作戰思路之下，不怎麼“守土”，而是傾向於去攻擊對方的兵馬，這樣就造成一些地區總是受到兵災，經濟方面當然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經濟殘破造成遼民逃亡，遼民逃亡又加速和加重了遼東經濟的殘破。這已經是一個死結，只有改變李成梁的這種作戰思路纔行。
遼東的經濟狀況，大體上可劃爲三個地區。一是遼河以西地區，這裏經常遭到蒙佔諸部的侵擾。自山海關以東，寧遠、錦州、義州一帶是“地多沃而反荒”，“村田巳盡”，“三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稍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星。
自廣寧東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草，一望悽然。”“地荒蕪，而耕種無丁，糧拖欠，而項納無人。其荒涼程度，“雖有沿邊各堡，堡中軍民多者不過四五十家，少者纔有二十家”。
二是遼河以東，遼陽以北地區。蒲河、汛河、開原、鐵嶺一帶，“三面環夷”，這個地區在王杲、阿臺時期是“有田而軍不敢種”，當然民就更不敢種了，土地只好任其荒蕪。
三是遼河以東，遼陽以南地區。這裏三面臨海，較少受到蒙古的直接威脅和騷擾，在士述兩個地區經濟殘破之時，這個地區就成爲“全遼根本之地”。儘管這裏“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碳，所收較薄”，也挽救不了全遼經濟殘破的總趨勢，而月蒙佔與女真諸部也都早有“垂涎之意”。
現在高務實打算把這三塊地方捏合在一塊，但分不同的重點來發展。
遼南屬於“內線”，那邊不容易遭到兵災破壞，所以之前的遼南計劃照常執行。除了遼南之外，遼南稍微往北，也就是遼陽片區則是重點的工業區，主要就是依靠正要開工的鞍山鐵礦和遼陽鐵廠來帶動，這片區域被高務實劃歸到遼南計劃。
而遼西地區，他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改變李成梁現在的打法，不能總讓蒙古人動不動就殺進關內搶掠。
因爲對於蒙古人而言，搶掠的收穫其實有限，但偏偏對於大明而言，搶掠造成的破壞卻很大，這局面一年兩年可能不打緊，八年十年那就壞事了。李成梁的打法雖然給他自己撈到了許多軍功，也造就了一個軍功集團，但對遼西經濟的損害卻是極大。
至於遼北地區，這的主要對手更復雜，西北有蒙古，正北、東北、東面都是女真。女真目前還不算特別不老實，但趨勢已經有些不好，高務實正在想法子改變。
但是不管怎麼改變，都跟遼東的戰守之策逃不開關係，一句話天天捱打是發展不起來的，遊牧民族總捱打還能跑，大明這種農耕民族那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人就算可以跑，田地跑不了啊。
所以遼東就算有遼南種植了玉米，甚至在幾年內發展起來，但光靠一個遼南就想挽救整個遼東的經濟還是很難的，遼西遼北的局面不改變，遼東總要從外面輸入糧食纔行。
安南方面的糧食“出口”看來還能持續一段時間，至少可以維持到高務實改變整個遼東的戰守策略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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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元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