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寶劍
    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志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麼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麼“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麼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羣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羣”。但歷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爲何高務實認爲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歷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佈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爲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爲“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着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臺官“多非其才”;做爲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爲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爲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佔據上峯。

    隨着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覆,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鑑;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剋制的。

    那麼大明的黨爭是什麼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爲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爲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爲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爲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干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只被封爲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爲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徵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爲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藉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藉機派醫生爲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只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制全國要不然你以爲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爲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