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在兵部雖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還是要相對“簡單”一些，因爲石星算是“協助尚書抓全面”，而高務實專管京營。
但高務實的這個“簡單”只是工作範疇相對單一，實際上京營的那攤子事，任誰都知道很不簡單。
尤其是在高務實親自主導了京營改制之後，這種“不簡單”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務實沒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頭不知腦，沒有幾個月時間下來，連門道都搞不清。
不過，戎政侍郎這個缺朝廷暫時還沒有議定人選，所以高務實目前只能先找梁夢龍來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經得到聖旨，頂上楊兆致仕後工部尚書的缺去了。
高務實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還着急。戚繼光和禁衛軍一干將領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報告，得到准許私人進京的批准後，全跑來兵部瞭解情況；朱應楨、張元功等一干靖難系勳貴忙不迭遞了聯名拜帖，說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見司農，甚至連一直身體不好的定國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難怪他們着急，高務實“分割京營”之後，京營分爲後勤和作戰兩個部分，雖然名義上依舊是聽從五軍都督府的統轄和兵部的指揮，但畢竟是“各自爲政”了，雙方對目前的情況也都非常滿意，並不願意再次變化。
如今高務實要調升戶部尚書了，這京營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會不會出現變化，他們當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點準備
戚繼光與高務實是多年的老交情，當然不會因爲高務實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現什麼態度上的變化。恰恰相反，他對這位年僅二十五歲的大司農越發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門下走狗小的戚某頓首敬拜”。
戚司令都這語氣了，禁衛軍其他將領的拜帖更不必說，那真是一個賽着一個謙卑，又一個賽着一個親熱。
高務實明白這拜帖再次改動自稱的意義，戚繼光和一干將領這是擺明了自己依舊是腦門上貼着“高”字的，不會因爲高務實的職務變動就有什麼變化。
這是個聰明的舉動。
高務實是升調，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爲文臣，位進一品太子太師，離入閣這個文官們人人嚮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關鍵的是，如今他纔不過二十五歲
戚繼光等人完全敢做一個預想只要朝廷對察哈爾的決戰按計劃進行，以目前朝中“文帥”們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來看，這一仗十有八九還得是高務實領兵。那麼，一旦戰而勝之這輔臣之位還不是唾手可得
彼時的“高閣老”極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這太驚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內閣可不是早年的內閣，解縉當年三十二歲爲閣臣，三十三歲爲首輔之故事並不能套用那時候的內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內閣是什麼大抵相當於唐時的政事堂，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內閣的設立，一方面是因爲皇帝忙不過來，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內閣來牽制六部，與六部分權。當時成祖恐怕並沒有料到有今天這一幕內閣全面壓制了六部。
自內閣初建的永樂時期開始，一直到弘治年間，六部尚書與其之間就從未有正式的遷轉情況。這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在內閣成立初期已經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於奉天殿賜宴羣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並且強調“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麼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爲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爲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着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爲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爲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爲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爲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爲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爲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谷、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