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142章 從祖意,未必行祖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句話不是高務實的“原創”,此處乃是引用。此言出自《詩經·大雅·文王》,本是一組歌頌周文王的詩篇,其開篇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這話的大意是:周文王神靈在天,光明顯耀。周雖然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在於“新”。這裏的“新”,既可以作動詞,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詞,表示保持一種常“新”的狀態。

    衆所周知,周國的歷史很悠久,故此處稱其爲“舊邦”。商朝後期,周成爲商朝政權下的一個強大方國,臣服於商,但商對它並不放心,曾囚禁文王於羑里。傳說中“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這時候的事。

    文王回到周國後,一方面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擴張地盤,久而久之,國力大增。到他兒子武王時,已經強大到“天下三分有其二”,終於滅了商朝,建立周朝。

    可以說,周文王是商亡周興的關鍵人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指周文王帶領周這個“舊邦”崛起建立新朝的歷史功績。到了後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被人們賦予新的含義,形容我華夏雖然是個古國,但其使命卻在於維新,應該並一直通過改革而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詩經》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古籍,因此其“官方地位”也很高,高務實引用這句話作爲自己改革的依憑之一,至少從“理論”上很難被反駁。

    事實上,要從其他方面找依憑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高務實的本經是《易》,而《易經·繫辭下》中就有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裏的核心便是“變”。

    爲什麼要變呢?因爲要適應。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在發展的,各方面的情況是永遠處在變化之中,你若不變,就很可能適應不了,就會出亂子。

    你三歲時穿的衣服,到了三十歲時難道還能穿嗎?

    如果說《詩經》的地位雖高,畢竟還不夠“正統”,怎麼辦?

    沒有關係,《禮記·大學》中也曾記載,說商湯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銘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時反省和不斷革新。

    自朱熹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編註釋,稱爲《四書》之後,《大學》早已是儒家主要經典之一,也是當今大明科舉“必考科目”。大明民間雖有學人反對程朱理學,但至少還沒人跳出來反對四書本身,所以高務實並不擔心沒法給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據。

    至於他剛纔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則是出自《商君書·更法》。這句話就說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國之道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有利於國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於古法舊制。

    《更法》是《商君書》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禮、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變法思想。高務實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確定眼前這兩位同僚肯定能聽懂——都是堂堂進士老爺出身,總不可能連《商君書》都沒讀過。

    具體到《更法》這一篇,它是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了秦國變法前夕,商鞅同甘龍、杜摯針對“是否變法”這一問題在朝堂上進行的一次論戰。

    當時秦孝公首先提出議題:“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

    甘龍首先表態,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杜摯也表示說“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商鞅當然反對甘龍、杜摯這樣的論調,於是反問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斷,它表達了堅持變革,反對因循守舊、勇於進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指出了夏、商、週三代禮制不同,但都稱王天下;齊桓、晉文等之所以稱霸諸侯,也是因爲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國法度一致,憑什麼就是他們稱霸了呢?因此商鞅論斷: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妨大膽改革,無須效法什麼古制。

    爲什麼高務實忽然要拋出這兩句話?因爲這兩句話這就是他爲實學派找出來的“政治綱領”——什麼叫實學派?心學也自稱是“道德實學派”,我們如何與他們區分開來?

    這就是區分。

    我們這個實學派是經世致用實學派,講究的是做實事、求實效。做得好與不好,不是看口號喊得響不響亮,聽起來高不高尚,我們是要見真章的。

    什麼是真章呢?

    高務實稍稍停頓,道:“實學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標必須要更加明確了。我們不是爲了與誰爭權、奪利,我們的目標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礎上,讓朝廷有更強大的財力來維持軍力之盛,保護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讓朝廷有餘力興修水利、賑濟災民;要讓民間經濟日益充滿活力,百姓安居樂業,不捱餓、不受凍;要讓商人在繳納一定賦稅的基礎上合法經營,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凌;甚至我們還要讓更多的人能夠習得聖人教導,懂得禮義廉恥,懂得自立自強。”

    程文還能理解高務實提出這些主張的用意,而胡執禮雖然也對他的說法感到高興、心中認同,但也難免懷疑他在自己面前提這些的意圖。

    強逼着自己在腦海中拋去高務實這番話裏那些煽動性很強的理想,胡執禮注意到高務實在這裏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務實說,他要打擊奸商,此處卻又說要保護商人“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凌”,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務實宛如學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風輕雲淡地繼續道:“雅齋公是不是有些猶疑,我何以一邊說打擊奸商,又說保護商人?”

    胡執禮確實懷疑,但高務實既然問了,他也不好直言,只好答道:“想必司徒以爲商人也有好人?”

    這話倘若在後世說出來,肯定惹來一片罵聲:什麼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難道商人全是壞蛋?

    沒錯,後世不會認爲商人全是壞蛋,合法做買賣的商人肯定佔絕大多數,這纔是事實,也是主流觀點。

    然而這個觀點在大明並不“主流”,主流的觀點是“無奸不商,無商不奸”——奸者,奸詐也,顯然不是個褒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