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說不而身體很誠實，這又不是什麼奇怪的現象。
然而高務實想要改變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極端仇商卻是一個繞不開的坎。
雖說“重農抑商”是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基本國策，但是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卻是打擊商人最嚴重的。
那麼，爲什麼朱元璋相對於其他開國皇帝，是最打心底裏仇視商人呢？高務實認爲主要原因應該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朱元璋就是窮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對於早年的記憶也依舊無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層的窮人，別說上不起學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當和尚，結果鬧饑荒時連和尚都當不下去，只能去沿街乞討。
那個年代的仇富心理幾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個窮苦人民的心中的。對於喫不上飯，只能沿路乞討的朱元璋來說，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爲什麼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鬧饑荒的時候，還越要擡高糧價，甚至寧願倒掉、給家裏的雞鴨豬狗喫，也不願意施捨給貧民百姓。
咦，這個劇情似乎很熟悉：資本家傾倒牛奶、淹死牲畜、點燃棉花……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這可是高中歷史必修啊。
太有畫面感了，這不就是同一齣戲嗎！
可是，這事的論證結果真的是“資本家乃萬惡之源”麼？恐怕不一定，這是市場經濟規律所導致的，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一樣。
然而市場經濟理論對於朱元璋而言既沒有聽過，大概也不認同，他一直把自己當做窮人的代表，而在窮人眼裏，這個問題的根源就很簡單：根源就是他們這些可惡的商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眼裏只有錢！
那怎麼辦？窮人只能選擇造反，所以朱元璋在當了皇帝之後，也是一個處處維護農民，想方設法打壓乃至於反過來剝削商人的“農民皇帝”。
翻身農奴把歌唱嘛，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
至於第二個原因，則在於他的主要對手張士誠、方國珍都是商人出身。
張士誠、方國珍這倆人都是鹽販子出身，張士誠在江浙一帶自稱吳王，因其爲人慷慨仗義，在當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後來朱元璋打敗了陳友諒，實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區的人們還是更中意張士誠，反而對朱元璋這個“土老帽”不屑一顧。
至於方國珍，看看朱元璋對他的評價就知道了：“方國珍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這個人就是一會兒降元一會兒反元，一會兒降朱一會兒反朱，十分不講信用。
那麼推而廣之，朱元璋得出的結論就很明顯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東西，全是些混賬王八蛋，根本無可救藥。
衆所周知朱元璋是個喜歡遷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對於“盛產商人”的江浙一帶整體都很惱火，以至於在開國後，在其他地區都輕徭薄賦、免租低稅的情況下，卻惟獨對江浙百姓課以重稅。
只不過他在這事上搞混了一個概念，導致某些很搞笑的陰差陽錯：他當時不承認商人身份，導致不承認“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認的，那麼商稅自然也就收無可收。
結果這重稅不僅沒有“害”到江浙一帶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帶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農民也紛紛“改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去從商了。
這也是爲何原本的“蘇湖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種糧食不划算了啊，我種桑養蠶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着人家當“倭寇”，做那無本生意算了！
“窮則變，變則通”，江南百姓哪怕沒讀過書，但這道理顯然大家都懂。
問題的根源是找出來了，可是要怎麼改變呢？高務實又不會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從孝陵裏請出來，跟他把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只有雙管齊下，一是拿儒家經典爲自己的做法找理論依據，二是順着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經。
前者他方纔已經簡單闡述過了，程文和胡執禮肯定都懂。後者他其實也頗有經驗——他此前搞“軍工私營”和上《紓驛路疏》時都幹過。
一言以蔽之：吾欲從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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