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143章 新鄭新政(上)
    從先高務實雖然有很強的高層影響力,但畢竟個人實際政治地位不夠高,泛泛而談、影響皇帝的思維是可以的,但具體經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較爲難了。

    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了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歷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樸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樸時代”全面完成,爲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並且強化了驛站體系,後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面大事,說起來還只有京營改制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麼牢不可破。

    而現在,藉着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制的成果,而且因爲終於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系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系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沒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羣衆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羣衆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裏面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後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佈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只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裏,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擔、推着獨輪車的遊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面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裏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麼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並沒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面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面始終在不停的變化,並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歷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爲什麼?因爲自那以後,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只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爲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爲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爲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後,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面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員的“金主”,有時候都只能如此。

    有沒有辦法改變呢?也不能說沒有,比如說你很有錢,但是又實在不是讀書的那塊料,那麼你可以想法子捐個監生——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身份。

    這個身份要說有多貴重倒也未必,畢竟它只是個相當於“國子監在讀”,甚至不是“在讀”,而是“曾讀”。但國子監無所謂畢業不畢業,因爲本身那只是爲科舉準備的學校,無非檔次比較高罷了。

    那麼類比一下,捐的這個監生其實就好比“國子監函授班”——讀是讀過,有沒有讀出什麼名堂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讀過”國子監本身就有一點很厲害,因爲監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類比生員的,有了“監生”這個名號,你就不再是一個到哪都被鄙視的銅臭商賈,而是相當於秀才老爺了。

    然而也就到此爲止,商人能“搞到”的社會地位,基本上到監生也就到頭了,再往上除非你讀書考科舉並且中了舉人、進士什麼的,否則“類比生員”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巔峯。

    這個地位,若是隻在縣、府一級,或許還能湊合:在縣衙有坐,在府衙有個位置給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該你跪的,你還得跪。

    而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大明,由於實學派的主導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歷史中還要更高一些。

    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專門寫書談過“義利之分”,隨着高拱持續當政,實學派改革不斷前進,這種觀點對於民間的影響乃至於官方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務實本人還樹立了一個典範:文爲狀元,商則首富。

    雖然限於“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當白手套,但天下人誰還不知道他纔是京華真正的東家嗎?

    而京華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不是說規模,是說社會貢獻:京華在大明的各部分產業,去年全年上繳了一百七十三萬兩各類賦稅,其中最後能夠收到中樞的就有五十九萬兩,接近於大明全年戶部總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麼大的社會貢獻,你說高務實這個“商人”是壞蛋?

    民間層面如此,官員層面也同樣變化了。實學派不必說了,一貫主張提高商人地位;心學派方面其實在這一點上也是和實學派一致的——其實心學派官員背後的大商人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