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日之後，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並審視了萬曆元年以來歷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着便有一道名爲《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於“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爲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爲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鉢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爲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只是出於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贊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爲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由此而來，“義”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社會大衆爲國家創造的利益的總和。
如若一心只爲國家謀利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則義即利；反之則義非利。因此，“義”和“利”是一種辯證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對於公利和私利有着嚴格的劃分，在他的著作《問辯錄·孟子》中曾經這樣寫道：“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辯，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所以高務實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當前朝臣們都很清楚的，高務實以此開篇先聲奪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務實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繼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當初的理念爲基礎。
同時，這也是團結實學派力量的一種手段，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關係爲紐帶的政治集團，到以施政理念爲紐帶的政治集團的一種轉變和昇華。
接下來，高務實奏疏中繼續寫道：“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其利於人，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卻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爲利，則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爲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這一段則是像皇帝說明“義利之辨”爲何重要。事實上，這一段不僅是強調“義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爲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基礎。
“我國家以農爲本，逐商爲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爲財貨之本，故古人皆以爲農之爲盛，則國必盛焉。然則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以爲然。
今臣有一言：無士則國不明，無農則國不穩，無工則國不強，無商則國不富。士農工商，雖有先後，獨不可偏廢，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爲其首，農爲其身，工爲其手，商爲其足。倘只餘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爲，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制誥以訓。天下社稷，歷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爲要，誠推歷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爲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爲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不得大興。
又問：太倉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濫用，民財不可盡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爲大謬不然！”
奏疏寫到這裏，高務實該鋪墊的東西已經鋪墊完成，接下來就要開始“上乾貨”了。
“臣察前宋蘇轍《收支敘》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戶部收入數目，其言：‘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並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經臣及同僚折算，當時金一兩約值十貫錢，四千三百兩即值四萬三千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五萬七千兩兩即值五萬七千貫錢；綢絹每匹約值一貫半錢，一百五十一萬匹即值二百二十六萬五千貫錢；米穀一石約值一貫錢，二千四百四十五萬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萬貫錢(注：此處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兩千六百八十萬貫。再加上加上按緡錢徵收之稅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貫，總數約爲七千五百萬貫。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堪稱鉅額，然此即爲元祐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財務一分爲二，一爲戶部左曹(元豐改制前爲三司)所統率，由轉運司、州縣主官、市鎮稅官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其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徵榷之利；
一爲戶部右曹(元豐改制前爲司農寺)所統率，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而前宋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因此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而蘇轍《元祐會計錄敘》中則又言：‘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萬貫錢，不過戶部可以會計之正賦歲入，而戶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計其內。如此觀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歲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聖明，獨不以爲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