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向這種事，去問許國只是做樣子，問高務實才靠得住。畢竟京察這種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鬧大，鬧大之後想要沒事，很多時候都得靠着“衆議洶洶”，而實學派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跟着高務實的。
但高務實給他答覆的口信很簡單：“此考功司之責，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楊巍快到中午時分才收到這句口信，聽完之後就放了心，馬上從內閣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權負責此事。
高務實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做法本身也是沒有問題的。考功司作爲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掌官吏考課、勤涉之事，以贊尚書”，其職責在於對官吏“考其功過、別其善最，奏請黜陟”，在京察中發揮的作用極爲重要。明人對於考功司的作用向來十分重視，比如陳有年在爲考功司撰寫題名記時，—度將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則亂”的高度。
原歷史上王錫爵在論及萬曆二十一年京察之時就曾說：“今年考察，系郎中趙南星專管”，此次京察因與“臺省有異”而導致議論紛紜，然“本部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爲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而不可深罪也”。
時任吏部尚書的陳有年在評價萬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錢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現時亦說：“當事難，當任怨之事尤難。諸臣所見，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書認爲京察由考功司具體負其責，故造成不良之後果應由考功司官員來承擔；內閣輔臣亦認爲這種做法“體統當”；都察院長官也認爲考功司實當任怨之事。
可見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責任之巨，以至於朝廷上下都認爲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單位”。
這種局面也不是隻有萬曆朝纔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時，薛應旅“爲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旅，令點曄”。
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嚴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囑託考功郎來辦，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具體來說，“考功郎中每內外二計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餺諮公論，徐折衆靖，不得她擔，臨期草草了事。內外察畢，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數日，查冊內有議未處官，或系司府辯明，或系輿情共惜，一一手註明白，用印鈐蓋，親付選司，不得溷行劣處。此舉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簡閱。”
從這些規定和說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爲京察進行幾乎一年的提前準備；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後，考功司郎中還承擔着做好京察後續工作的任務。
但楊巍把這事吩咐下去之後，卻絲毫沒有覺得輕鬆，他總覺得自己似乎忽視了什麼事情。
好一會兒，已經七十二歲高齡、被皇帝強行多留任了兩年的楊天官才忽然一驚：糟糕！考功司現在沒有郎中啊！
確切的說，考功司不是沒有郎中，而是時任考功司郎中半個月前得了急病，這段時間一直留在家中養病，據說連牀都下不了。
現在的吏部考功清吏司缺了主官，是由次官考功員外郎負責的！
考功員外郎是誰？顧憲成。
楊巍想到這裏，又把滿心驚惶丟去了九霄雲外，暗忖道：好啊好啊，高求真這小子當真是好心機啊……他這一次怕不是想借刀殺人？
顧憲成，後世著名的“東林先生”，與高務實乃是同年，成績也非常好，乃是二甲第二名。其人在士林間名聲不小，不過此時官位不高，只是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而已，區區從五品小官。
官職雖小，人卻有名，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他雖然不是實學派的官員，但卻經常抨擊心學派的政見。
這裏有一點必須要說，顧憲成乃至於早期的東林黨，都是自認所學乃是實學的。只不過他們其實也和心學派一樣，應該歸屬於“道德實學”一類，與高拱一系的經世實學沒有太多關係。
既然都是“道德實學”，顧憲成又偏偏不贊同心學派的虛誇作風，那麼爲了“正本清源”，顧憲成抨擊心學派就是很正常的表現了。
此前楊巍自己都沒有細細思考過一件事，但現在他不得不懷疑起來了：顧憲成出仕七年，又不是實學派出身，又動不動就抨擊心學，憑什麼現在還沒丟官？甚至他還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吏部，安安穩穩地做到了考功司員外郎這種實權要職上？
顧憲成有什麼憑恃嗎？士林名聲肯定靠不住，申時行真要整他，隨便找個茬他就滾蛋了，士林名聲可救不了他。
楊巍思來想去，發現顧憲成唯一算得上憑恃的可能只有一條：他和高務實是同年，旁人包括心學派方面都不敢確定動顧憲成會不會引起高務實的過激反應。
楊天官忽然覺得背後有點發涼：該不會連顧憲成的職務安排，都是高求真那小子提早打好的埋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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