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做了好事就該被獎賞，做了壞事就要被神懲罰，那麼是人決定神的行爲，還是神決定人的行爲？主奴關係是不是搞反了？
約伯是做了好事也要被懲罰，這樣的神是喜怒無常的，人類只是上帝和撒旦手裏的玩物，他遭了那麼多罪還是堅定得相信神，甚至於比以前更信仰了，這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事情結束後約伯還要爲上帝耍了他的行爲找藉口和理由，他以自己證明神的信徒比魔鬼的信徒更虔誠，他是多麼榮耀啊，讓他指控上帝是當然不可能的。
在這裏神的公正性和自由性出現了矛盾，要麼不公正，要麼不自由，神按照獎善罰惡的規矩對人進行獎懲就失去了自由，如果他想懲罰誰就懲罰誰那就不公正，神學就想了個辦法，神降下律法，又賦予人自由意志，尊不遵守法律是人的事情，這樣神和人都自由了。
人類對律法修修補補，試圖讓它保持公正，證人在法庭上作證的時候需要左手摸着聖經，右手舉起掌心示人，並向上帝發誓所說的一切句句屬實。
不過他口頭說的和心裏想的可能是兩回事，然後法律裏就有了僞證罪以及“超越合理懷疑”原則。
在民事訴訟中，被告只要提供足夠證據，被告就可以被宣判有罪了。超越合理懷疑則必須要證據經得起一切合理質疑的推敲，塞勒姆女巫指控雖然有很多受害人，她們經歷了很多痛苦，不過她們沒有死，也就不在刑事案件範圍內的超越合理懷疑的舉證範圍內了。
雖然巫術指控一旦成立，被告都要被絞死。
這是完全不對等的，但這就像約伯被上帝和魔鬼考驗一樣，人類無力掙脫，一定要出現“被施咒致死”的案例出現，外面質疑的聲音才能傳進法庭裏。
事實上是在1692年5月17日，法庭宣佈一個名叫丹尼爾·威爾金斯的17歲少年嚥氣後，一份由32人簽名的請願書才被送到波士頓，起草這份請願書的是帕里斯哈佛的同學約翰·懷斯，他們認爲普洛克特夫婦沒有一點邪惡，是友善的鄰居和虔誠的信徒。
當然這也許和伊麗莎白·普洛克特懷了九個月身孕有關，這32人中有人舉證，有個作爲人證的女孩承認那些事情都是編的，不過是爲了好玩，還有兩名男子證明自己偷聽到帕特南母女教莫西·劉易斯做僞證，但是法院駁回了質疑，普洛克特夫婦依舊有巫術罪。
將少年丹尼爾·威爾金斯詛咒死的人，據少年生前所說是約翰·威拉德，並不是普洛克特夫婦。
約翰·威拉德是男性，30歲，審判開始後是村裏的助理治安員，曾經在帕特南農場工作，有家庭暴力史，遭他的親戚和鄰居痛恨。如果用超越合理原則對約翰·威拉德進行審訊，那麼救下來的也是個家庭暴力犯罪者，但是這麼做可以引發陪審員對指控者們最大程度的懷疑，有一定機率可以推翻其他的巫術指控。
多麼英雄主義，充滿了好萊塢式在世界末日邊緣力挽狂瀾、振奮人心的劇情效果，事實卻是“女巫們”已經被送往了絞刑山，挨個執行絞刑了。
3月5個人被指控，4月25個人，5月則有50個人，在第一個被套上絞索的布里奇特·畢肖普之前，莎拉·奧斯本已經死在監獄裏了。
巫術恐慌還在繼續蔓延，並且越滾越大，任何一種徵兆，比如嘔吐、奶牛死了都有可能是被巫術襲擊的徵兆，爲了不讓自己成爲被告，人們爭先恐後得發起巫術指控，好讓自己站在原告席當被害者。各種指控迅速積累，這種情況嚴重到總督菲普斯不得不放下防務，來到塞勒姆處理的地步。
因爲贖罪券的問題，路德宗誕生了，路德認爲恩典是沒有任何交換性的，不能用錢買，努力做善事也不能獲得，所有的行善和禱告都必須出自純粹的虔誠，信仰必須是無條件的，不能爲了好處才祈禱。
清教徒承認這個理論，實際上卻難執行，路德沒有給人留餘地，人以後得不得救贖，上天堂還是下地獄都是完全按照上帝意願隨機的事了，跟個人努力完全沒有任何關係，那人怎麼知道自己是被選中的人呢？
這就逼着人想方設法得找方式去追求確定性，於是信徒們產生了一種工作倫理觀，他要去找一些徵兆，證明自己是被選中的人。
那麼什麼徵兆可以證明呢？既然神讓人來到世間從事某樣工作，這個工作就是他的天職，如果一個人能夠埋首於他的天職，這就是一個救贖的徵兆了。
幹活拼命又不消費，這就成了資本，資本用來擴大自己的工作，賺更多錢，這樣就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生。
雖然一開始人們將努力工作當作救贖的徵兆，後來實際操作中卻發現可以把它當做一個上升的途徑，信徒們覺得自己過上優渥的生活是自己的努力和上帝意志的結果，我虔誠、我努力、我成功、我得救，精英主義就此萌芽。
這就是精英主義從神學體系促成資本主義的演化過程。
美式精英主義不僅僅是剝削財富，還包括了精神方面的壓迫，努力提高自己會成功，你失敗就是你不努力，這不僅是一種羞辱，更剝奪了低收入勞動者的尊嚴和社會價值，讓他們覺得自己從事的工作對社會是沒有價值和意義的。
同時最關鍵的是教育壟斷。
學習需要時間和金錢，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壓榨勞動者的剩餘價值和時間，這就和早期清教徒認爲所有的行善和禱告都必須出自純粹的虔誠，信仰必須是無條件的，不能爲了好處才祈禱一樣，認同卻無法實施，沒給人留餘地，時間對人是公平的，一個人24小時，除掉工作時間8小時，如果要壓榨時間騰出來學習就只有睡眠時間了，又不是人人都是達芬奇那樣的人，或者是拿破崙一樣泡澡就能恢復體力了。
睡眠減少有猝死和抑鬱症的風險，精英們普遍有“絕望至死”病症的原因。
他那麼有錢了爲什麼還要自殺呢？
正常人不知道這些人的想法，抑鬱症患者對生活感到絕望，那不是單純靠吃藥能解決的。
如果富翁們只是想保留財產，那麼可以辦信託，孩子可以一輩子喫穿不愁，快樂得度過。
不過新貴族將孩子們送去名校不只是爲了鍍金，還要鞏固一個觀點，成功是努力獲得的，這是一種變相的新世襲制度，畢竟不是誰的父母都能拿出100萬美元的支票參加俱樂部，他的親戚朋友也沒有哈佛校友能介紹他入學。
就讀名校不僅是有錢人的虛榮遊戲，還是一種可以光明正大詆譭、羞辱輸家的方式，如果說光靠個人努力完全不考外力，這就是公平競爭，然而實際情況是外力因素不可排除，時代、技術、行業、遺傳和天賦上的差異都是存在的，個人的才能和興趣是不是符合時代的需求也是個參照物。
70年代的嬉皮士不相信名校，他們相信搖滾樂，那時候搖滾明星可比學校裏的書呆子受女孩歡迎多了。
父母創造了那麼好的條件不就是爲了子女能像少受挫折麼？結果他追求女孩還是處處碰壁，失去了自信，成了父母眼裏的好孩子，同齡人眼中的失敗者。
那個時代的人不穿得五顏六色、奇形怪狀，和老頭一樣穿着白襯衫會反而被人當怪胎。欣克利只是對耶魯女孩朱迪感興趣，但他太害羞了，都不敢去接近她，那麼要怎麼獲得她的注意呢？他又不會搖滾，彈吉他什麼的。那種人絕對在父輩眼裏是“失敗者”、“社會渣滓”，不會讓孩子去學的。
於是就出現了里根會被一個“耶魯男孩”刺殺的案件了。
大多數男性會在同齡和比自己年輕的女性羣體中尋找配偶，在同齡人中爲了獲得認同感，比如大家都會游泳，他不會，不用父母逼迫他自己也會學的。
哈利更多時候選擇男性對象學習，需要安慰和諮詢時找女性，這是一個普遍取向，他的女朋友也是同齡人和比較小的，同時他的人際關係也不錯。
那些選擇年紀大女性的男性很多都不合羣。
他有自己的想法，年輕的身體“保質期”長，但哄女孩開心太累了，別人談論得某個女孩很起勁的時候他卻冷眼旁觀。
成熟女人已經“懂事”了，她們看問題的方式也和小女孩不同，至少她們沒有資本和那些小女孩兒一樣，在法庭上編故事是爲了好玩，並且還有可能因爲年紀小就獲得原諒。
她們必須爲自己的命運負全責，甚至還要作爲監護人，爲別人擔責任。
命運是不公平的，誰不想一輩子都做幸福快樂、無憂無慮的孩子呢？
但是地球繞着太陽轉，轉一圈不止樹木留下年，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初衷設計的那樣發展的。
這是人們不努力的原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