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是個小城市，就像無數大大小小的城鎮，小說主角奧利佛的前半生一直生活在濟貧院裏，直到他從棺材鋪老闆那裏逃跑，走了七天七夜的路來到倫敦。
倘若站在棺材店老闆的角度來看麻疹這個流行病，可真是個美妙的季節，因爲棺材成了熱門貨。
在承包葬禮的時候，奧利佛也看到了人們各種各樣的儀態，有一言不發，面對悼亡表情剛毅的，也有年輕的侄兒、侄女們，在葬禮上哀痛欲絕，到了葬禮後的宴會上，卻怡然自得地談笑風生，彷彿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足以使他們心煩的事情。
還有剛死了丈夫的妻子，她不但不悲痛，還在擔心喪服合不合身，來增添自己的風韻。也有丈夫的哀傷之情，在喝完一杯茶後就泰然自若了。
要說奧利佛在這些“好人”作爲榜樣的影響下學會了什麼？至少狄更斯不敢斷言他學會了逆來順受，奧利佛離開棺材鋪是因爲打架。一分鐘前，奧利佛還是安分柔順、垂頭喪氣的，但是因爲“前輩”諾亞對他死去母親的惡毒污衊讓他變成了狂怒的兇獸，不只是體格健碩的諾亞，還有另外兩個成年人——儘管她們都是女人，三個人累到筋疲力盡才把奧利佛拖進煤窯裏，把這件事幹完以後，老闆娘就放聲大哭。
波莫納看着窗外昔日孤兒院的院門，小孩子的身上往往有驚人的潛力，克雷登斯的身上也有，不過他的破壞力比奧利佛大多了，幾乎將曼哈頓給掀了個底朝天，需要整個美國魔法部出動才“制服”他。
以前開膛手傑克在白教堂出沒的時候也造成了恐慌，神奇動物控制管理司出動了特別行動隊，處決了一個“嗜血的吸血鬼”，彷彿他就是那些恐怖的連環殺人案的兇手。
就連格林德沃也沒有看出克雷登斯是假死，但也有可能知道，誰知道呢，他一向是個演技出色的演員。
美國魔法部沒有經過審判就處決了克雷登斯，雖然在mom裏沒有明確將被默默然寄生的默然者分類，是屬於人還是獸類。
假設一個功利主義者來到了白教堂或者是那時的曼哈頓，如果他知道盡快逮捕嫌犯將停止騷亂，那麼他得出結論，他有責任容忍處罰一個無辜的人，即便這樣會導致一個無辜的人被判死刑。
當然，也有人會說克雷登斯不是無辜的，他至少被格林德沃利用了，而且還殺死了小亨利·肖。但如果開膛手傑克並不是那個吸血鬼呢？真兇還會繼續犯下更多的罪行，雖然後來再沒有人成爲開膛手傑克的受害者了。
阿伽門農面臨兩個選擇，要麼獻祭自己的女兒，從而給遠征軍帶來較大的利益——順風，要麼不獻祭，這麼做遠征軍自然無法啓程，但也讓他的家庭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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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讓街道重新恢復和平和秩序，那麼殺死克雷登斯、吸血鬼這類“恐怖分子”也是無責，或至少是沒有處罰必要的。
當然也有人不認同，那麼換一個，理查德·帕克死了，會讓同船的更多人活下來，他是否該爲了多數人的利益放棄自己的利益呢？
食人是不被允許的，有人認爲任何情況下都不該那麼做，這會導致一個結局，卡娜安德斯之板上所有人都死，這被認爲是一個壞結局，儘管他們守住了一個不可逾越的規則。
如果給功利主義者一個規則，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誣陷無辜的人，這樣就是規則功利主義，它的好處是在於不會破壞法治，造成一種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狀態。
比如塞勒姆女巫審判時，所有人都爭搶着當原告，這樣就不會被當成女巫審判了，在審判的過程中，作爲原告的受害少女們“由於吃了麥角菌出現了幻覺”。約翰尼斯·開普勒則經過詳細的調查，不僅爲母親洗脫了嫌疑，還將真兇給找到了。
不過調查和取證需要時間，在這期間的人們是惶恐不安的，而這也是行爲功利主義者想要規避的。
曾經有人做過這樣一個假設，一架飛機被恐怖分子挾持，要撞擊高層建築，爲了避免更多的人員傷亡，空軍飛行員是否該擊毀那架客機呢？
一方面空軍飛行員存在義務衝突，擊落飛機是殺害平民，但是隻殺了少數人，不擊落則是不作爲殺人，機上的乘客和高層建築裏的人都會死。
再有一個更糟糕的情況，這架飛機上有一個乘客是特殊的，他可能是重要的科學家、皇室人員、甚至是他同僚的親人。當飛行員決定擊毀客機的時候，他的同僚殺死了他。
當飛行員或他的上司決定擊毀時，他們沒有將飛機上的乘客當成人，那個第三者卻因爲親人在飛機上，做出了他覺得有可能的判斷，飛機上的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解救了被挾持的飛機，阻止飛行員擊毀客機。
同時也有這種可能，飛機上的乘客、高層建築裏的人以及飛行員因爲第三者的阻卻都死亡。
所以可以這樣說，誰接到這個任務誰倒黴，除非上司和飛行員有深仇大恨纔會把這個任務交到他手裏。
如果其餘旁觀者基於某個規則，認爲不可以擊落飛機，那就是縱容恐怖分子將乘客作爲工具，所以不宜動輒以生命作爲手段，批判行爲功利主義的觀點。
一旦規則出現了“例外”，比如“我不可以說謊”變成了“爲了保護更多的生命”而說謊，那麼它也會坍塌成行爲功利主義，爲了某個非正義功利而懲罰無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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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他人都認爲，爲了多數人的利益而擊毀客機時，一個人認爲，親人帶給他的快樂和幸福多過其他人活着給他帶來的快樂和幸福時，他動手殺了執行任務的飛行員，這是基於他的理想規則體系的決策導致的後果。
所以最後的結局是，即便macusa和神奇動物保護司處決了無辜的生命，也無人追責。
然而現在西弗勒斯所面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了，人要爲自己說的話負責，哪怕他沒有誹謗或誣告任何人，而是提出了一種假設。
有一個俄國間諜出於某種目的潛入了白金漢宮，在牆上留下了“瓊恩在這兒”的字，這麼做是爲了製造恐慌。
要是平時或許有人會信——要不然就只能接受鬧鬼了，可前陣子纔有人出書指控軍情五處總幹事是俄國間諜，白金漢宮要是也有俄國間諜，下一個是不是該說女王也是間諜假扮的？
儘管a先生說某位“先生”大發雷霆，卻沒有否認這個可能性。因爲兩個月前，有一個西德的年輕人開着飛機在克林姆林宮降落，接着俄國“防空兵”的數量就在激增，導彈和戰鬥機的數量也增加了。
現任軍情五處總幹事叫“馬丁·瓊恩”，他的保險櫃裏放着不少機密檔案，然後放在公寓裏的檔案都沒了，西弗勒斯繼續留在這裏“等通知”。
她不知道英國公務員的效率如何，反正克格勃在那個西德青年降落一個小時後逮捕了他，當然，那架插着德國國旗的飛機沒有被擊落。
其實爲了讓“戲”演得真，可以真的找個囚犯讓其溺死，讓他的肺裏充滿藻類的海水，這可比肺炎產生的水“細節”多了。
可在面臨各種道德責任和義務時，不能因此而無視個體生命的價值，否定個體的生命存在。
如果她處於那個時代，她不會支持格林德沃，也不會支持鄧布利多，儘管她必須和斯卡曼德一樣選邊站。
她拉上了窗簾，隔絕了室外的陽光和視線。
她打算換衣服出門了，換衣服還是在黑暗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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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深處在舉行一場葬禮，被埋葬的人只有簡陋的棺材，周圍的人都表情哀悽。
她一時不知該不該上去，因爲那個死者很有可能是與昨天的混亂有關的。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事？”鄧布利多在她身後說。
“我記得。”她平靜地說“你已經死了。”
“這些人也是。”鄧布利多說“他們早就已經死了。”
“他們是什麼？記憶？靈魂？”波莫納問。
可是無人理她，等她回頭，根本沒有任何人。
她在這些參加葬禮的人裏看了一圈，沒有看到熟悉的臉，於是又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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