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時記者報道，五四當天，步兵統領李長泰勸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散去。
有學生罵他是“賣國者”，他回答：“你們有愛國心，難道我們做官的就不愛國，就要把地方讓給別人了麼？”並表示願意爲學生傳達意見，但懇請學生不要用野蠻的方式。
當學生回答自己極爲文明後，這位長官便坐車揚長而去。
事實上，當學生闖入趙家樓，放火燒房時，全副武裝的軍警都不爲所動。其時，章宗祥遭學生毒打，全身五十多處受傷，在場有幾十個帶槍軍警。
章身邊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說：“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學生）。”
步兵統領李長泰抓住了幾個掉隊學生應付差事，當需要指證時，這些在場軍警無人願意出來指證。甚至是那些被學生打傷的軍警，也不願意出來指證學生，他們聲稱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人，“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爲求學生不要遊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據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的政.府面臨着極爲尷尬的境地，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徐世昌頒佈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爲所動，依然上街遊行抵制日貨。
據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時的軍警也很爲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見，警察總監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不在，可以把請願書留下；時間已經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覆。”
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着，接着開始有民衆加入到請願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
學生的回答更調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哦。”
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爲了宣示愛國之情，爲外交作後援後，這位秩序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儘量與軍警避免衝突，而多數軍警也以“不作爲”的方式暗中支持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人心所向。
五四運動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寫道：
“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爲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
“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相繼被免職。
五四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一種看法：“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說是國人科學和民主意識的大覺醒。
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
五四運動也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復古思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四十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
時勢造英雄，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鉅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製，在“開放女禁”呼聲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頒佈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爲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對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從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歐美女權運動的思想資源，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獨立的社會生活。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紛紛撰文，抨擊“夫爲妻綱”、“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封建舊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吳虞的《女權平議》一文，從歐洲啓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權，到以美國女性具體享有的教育平等權、法律、行政權等爲例，向國人展示了歐美女權的發達，說明中國應該進行“女權革命”。
五四運動後，女權組織掀起了開闢女子職業、促成女子經濟獨立的運動。諸如，北京女性陳麗華等成立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女界創辦女子華貞商業所；四川女性人趙友蘭在上海創辦女子工業社，專門製造家庭日用品，藉以解決女子職業問題。爲女性走出家庭，邁向社會開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對國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歐洲文藝復興的的偉大啓蒙運動相媲美。新文學的先驅們注重將文學作爲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隨感錄”幾乎都是批評人生的。
魯迅提出要用文學去揭示社會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促進國民性的改造，《吶喊》、《彷徨》即貫穿着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批判意識，問題小說即是理性討論的藝術表述。創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獨特的方法表達着社會人生的探索與思考。
五四是中國文學史上“個人”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創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現自我”。魯迅的小說有着憂憤深廣的內心情理，《野草》是一種極爲個性化的主觀情懷。這一時期散文小品成就最顯著，正因爲它適合表現作家們各異的個性。
而封建的傳統理念歷來是輕視人，踐踏人，使人不成其爲人。用馬克思的話說，封建專制也能造成一種平等，就是大家都什麼也不是，大家都等於零，零等於零。
讓人的個性得到張揚，是個人獲得比較全面的發展，使人性能夠更加健全，是一個社會走上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毫無疑問，這同樣是五四運動留下的可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