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憶中所講的：“在中國公學住了兩年多，在功課上的進步不算怎樣快，但我卻在課外學得了幾件東西??”胡適這裏所說的學得的東西，包括學會了普通話、認識了許多年齡比他大的朋友，學會了做中國詩詞，學會了做白話文，這是胡適日後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
毫無疑問，在中國公學的學習經歷，對胡適的影響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後來所說：“我若不進中公，後來的發展方向當不同。”
新公學解散。胡適不願回老公學去。家裏的經濟狀況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鋪已經轉讓給別人抵了債，兄弟分了家，母親靠他贍養。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尋一個喫飯養家的差事。
是因爲“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嗎？還是因爲從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的禁錮，要放縱一次自己？或者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其他因素，總之，這一時期，發生在年輕胡適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當然，最主要的因素當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論如何，對於諸如胡適這樣的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適前途茫茫，憂愁苦悶的時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們胡適學得放蕩了。
胡適的這些“浪漫的朋友”中，爲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國人，原是中國新公學的教員。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會說上海話、廣東話和官話。中國上流社會那些喫喝玩樂的事，他全會。胡適搬出新公學，就與何德梅做了鄰居。
另外幾個都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學生，都與革命黨有些關係，也都是胡適的鄰居。
那時反清革命屢遭挫敗，死了不少人，他們心緒很不好，常常發牢騷。何德梅便常邀這班人打麻將。胡適也跟着學會了。
胡適說：“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喫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喫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喫館子爲止，逛窯子到喫“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爲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胡適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喫喝嫖賭，都學會了。這種種情況，在他的日記裏也有所反映。據現存59天的《藏暉室日記》粗略統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幾乎每日裏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與戲子往來，便是逛窯子。有時日記上寫着“連日打牌”，有時牌局“至天明始終”；有時在這家妓院出來，又進別家妓院，妓家關門睡覺了，甚至“敲門而入”。這樣放浪頹廢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極灰冷頹唐，常寫一些悲觀頹廢的詩。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寫的《歲莫雜感一律》：“客裏殘年盡，嚴寒透畫簾。霜濃欺日淡，裘敝苦風尖。壯志隨年逝，鄉思逐歲添。不堪頻看鏡，頷下已鬑鬑。”剛過18歲的年輕人，壯志沒了，愁思多了，鬍鬚也稀疏了，連鏡子也不敢看了：活畫出一個頹廢文人的酸像。他有時也寫一些極無聊的詩詞，捧戲子，贈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賭逍遙，墮入浪蕩的深淵了。
本來胡適也有一些正經朋友。如他的老師王雲五，當時仍在吳淞的中國公學教書，曾多次來看望胡適，勸他搬家，離開那藏污納垢的地方；又爲他找正經差事，介紹他去華童公學教國文，還勸他課餘翻譯外國小說。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雲五勸餘每日以課餘之暇多譯小說，限日譯千字，則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進學識。此意餘極贊成，此後當實行之。”
又如績溪的同鄉好友許怡蓀，見胡適這般跟人浪蕩墮落，也來規勸。但許怡蓀那時也遠在吳淞的復旦公學讀書，不能常來。而身邊這班酒肉朋友卻是天天見面的。胡適於是沉溺愈深，終於鬧出亂子來了。
臉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適覺得有些奇怪，不知這是什麼地方。問門外的人，那人大笑，說他昨天晚上住進“外國旅館”了!後來，他看見門外有鐵柵欄，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監獄。
胡適正疑惑不解，便有人來叫他去過堂。他自己記敘的情況是：
在一張寫字桌邊，一個巡捕頭坐着，一個渾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話。
那巡捕頭問：“就是這個人?”
“就是他。”
“你說下去。”
那渾身泥污的巡捕說：“昨夜快十二點鐘時候，我在海寧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來了，手裏拿着一隻皮鞋，敲着牆頭，狄託狄託的響。我拿巡捕燈一照，他開口就罵。”
“罵什麼?”
“他罵‘外國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闖禍，要帶他到巡捕房來。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裏有燈，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幾下。後來我抱住他，搶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來了。……兩個人在泥水裏打滾。我的燈也打碎了，身上臉上都被他打了。他臉上的傷是在石頭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喚住了一部空馬車，兩個人幫我捉住他，關在馬車裏，才能把他送進來。……
會審公堂訊問的結果，胡適以酗酒鬧事，毆傷巡捕，在監獄裏關了一夜不算，還被罰款五元。
多麼丟臉的事啊!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報應啊!
在《藏暉室日記》裏還有一句話：“你怎麼能如此墮落！先前訂下的學習計劃你都忘了嗎？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這纔是胡適當時的真實想法，他打牌喝酒逛戲園，並不是在學習魏晉時的名士風度，也不是爲了用這種方式對抗傳統禮教，而是爲了宣泄自己內心的苦悶。
發生了這起丟臉的事情之後，胡適心裏萬分懊悔。他在鏡子裏望着自己臉上的傷痕，不禁嘆了一口氣。自己竟墮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個浪蕩子！怎麼對得起在家中時時刻刻掛念兒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決心要痛改前非，脫離這班酒肉朋友，結束他“個人歷史上的黑暗時代”！
胡適決心去北京報考“留美賠款官費”。這“賠款”即是庚子賠款（庚子即1900年）。
前邊提到過，1900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北京爆發了“庚子之亂”。當時，幾十萬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入京圍攻各國使館。不久，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慈禧太后棄都而逃。
1901年，李鴻章被迫與各國簽訂恥辱的“辛丑條約”，同意向十四國賠償白銀四億伍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庚子賠款”。
也如前面所說，通過袁世凱等人的外交努力，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雙方協議，創辦清華學堂，並自1909年起，中國每年向美國派遣100名留學生。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從全國招考庚款留學生。當時對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曉國文、英文外，還須“身體強健，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舉行的，630人應考。先是初試，考國文、英文和本國史地，取68人；再複試，分別考物理、化學、博物、代數、幾何、三角、外國曆史和外國地理諸科。連初試帶複試，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後放榜，錄取了47人。
這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時，另外加上了3名貴胄子弟，共50人。他們所學專業大多是化工、機械、土木、冶金及農、商各科。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