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江冬秀奉婆婆之命“監督”胡適，不讓他熬夜，“像一個蚊蟲來纏着我，討厭得很”，但胡適畢竟生活上有了陪伴和照應，也能享受家庭的溫暖。
經過一學年的努力，胡適在北大站穩了腳跟，基本完成了《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擔任了一些職務，在國內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家事方面也基本處理妥當，辦理了婚事，太太也到了北京，可以說基本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預期發展。
歸國不到一年，胡適在國內的名氣已經非常大了。
1918年6月19日，胡適請從上海來的蔣夢麟在中央公園喫晚飯，蔣夢麟帶江蘇教育總會會長黃炎培一起赴宴。
席中胡適與黃炎培攀談後才知道兩家是世交，黃炎培的父親黃燡林與胡適的父親當年同在吳大澂幕府，黃燡林對胡傳非常敬佩。
黃炎培說：“鐵花老伯應該有適之兄這樣的後人”，這句對胡氏父子都很誇讚的話讓愛惜名聲的胡適聽了很是受用。
他在次日給母親的家書中說：“我在外邊，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適，沒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兒子。今次忽聞此語，覺得我還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譽，故心裏頗歡喜。”聲譽日隆的胡適雖然結婚時曾在拜祭祖先上與母親有過爭執，但內心多少還是有重振家業、光宗耀祖的想法。
1918年9月底，北大新的學年開始，胡適主要開設“中國哲學史大綱”、“西洋哲學史大綱”、“倫理學”、“英美近代詩選”等課程，除此之外，胡適還參與校內的許多事務。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我今年每禮拜只有十點鐘工課，課雖不多，但仍舊是很忙的。因爲我喜歡干預這樣那樣，故事體很多。”10月，他被推舉爲北大評議部評議員。
胡適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從老子孔子講起，並盡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一點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因此，他教的課，發的講義，都讓學生耳目一新。
當年北大哲學系三年級學生，現今已是著名哲學史學者的馮友蘭老先生，回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並評價說：“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註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爲之一爽。”
於是，選修胡適功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北大學生之外，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多來旁聽。後來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裏上課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爲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全書共12篇，10餘萬字。1918年7月，經過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爲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中國哲學史大綱》，內容涵蓋了從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開端到古代哲學史的終結。胡適認爲中國哲學史萌芽於西周，成型於春秋時期，終結於秦漢時期。本書分爲十二篇，由編寫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意義開始，後探究古代哲學結胎的事情，之後由孔子老子的哲學講起直到荀子韓非，最後由於秦漢時期懷疑主義、功用主義、一尊主義和迷信的盛行導致中國古代哲學的終結。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內容，真僞難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爲信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的中國古史的內容採取了拒絕的態度。這部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衆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框架。胡適此舉產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還給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展示了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胡適在導言中界定了什麼是哲學、什麼是哲學史，以及研究哲學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學史首先應當明確的基本概念。他寫道：凡研究人生切要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在於明變、求因、評判。
《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哲學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國當時整個的文化思想領域。就史學界而言，這部書除了在使用了證明的、分析的、系統的等研究方法而給予當時的史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啓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的啓蒙作用。人們開始從中認識到，歷史學必須建立在有所依憑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礎上，摒棄杜撰和編造，只有追求歷史的真實，纔是科學的歷史學。因此，後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範、典型、典範、劃時代意義的書，也可以說，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代史學的基本觀念。
胡適的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種專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一部劃時代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給胡適這部著作以很高的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是證明的方法，即是說他的《大綱》用漢學家的方法，考實哲學家生存的時代，遺著的真僞，及所用的辯證的方法，“爲後來學者開無數法門”。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謂“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認爲“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統的方法，即是用發展的觀點，系統的方法，研究哲學流派，使其“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遞次演進的脈絡”。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裏，蔡先生又說：“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
馮友蘭先生回憶，胡適的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看來，還有很特別的一點：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用註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爲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爲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爲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爲主。這也是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在無意中的流露。”
梁啓超在一場演講中評此書：這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總說一句，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很少有淺薄或謬誤。
胡適本人自信的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出版，便不脛而走，轟動一時，不過兩月就再版了。隨着這部書的問世，胡適真是“暴得大名”，不僅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站穩了腳根，而且在中國學術史上也佔得了一個位置。
年輕的胡適教授，對青年學生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於是也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