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二進北大時，正值胡適的好友蔣夢麟任代理校長，並於年底任校長。他們所面對的是已被軍閥政府蹂躪得滿目瘡痍、生機盡失的北大。於是胡適全力輔佐蔣夢麟校長，開始了重振北大的艱難跋涉。
蔣夢麟談及上任的情況時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胡適爲北大所辦的第一件事是籌措經費。北大辦學經費因國庫支絀，“雖有預算，不能照發。學校進展，遂多障礙”。到1931年前，北大各項設備之價值遠遜於國內各大學，以當時對國立各大學設備價值的統計而言：武大910，070元，清華大學511，096元，中央大學436，346元，中山大學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對如此窘局，蔣夢麟接命後不願上任，傅斯年遂約胡適到中基會爭取經費資助。
1931年1月，胡適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會。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會議根據胡適擬定的計劃，決定：“每年雙方各出國幣二十萬元，爲大學設立研究講座，及擴充圖書儀器，給發助學金與獎學金之用。以五年爲期”。
胡適所提辦法先前曾交蔣夢麟看，他大爲感動，答應前來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計劃到後來有所調整，從“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改爲本校二十萬元，中華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十萬元”。據統計，
此項合作計劃從1931年開始執行，實際執行到1937年，較原議延長二年。在此期間，雙方共提出合作款項195萬元。
依靠這筆資金，北大新圖書館、地質樓、學生宿舍樓、實驗室等紛紛建成，圖書、儀器設備等各種教學科研設施得以大大改善。從此北大走上了一條振興之路。
胡適爲學校辦的第二件大事是請人。蔣夢麟上任後，將原文、法、理三科改爲三院，任命胡適爲文學院院長。
蔣夢麟對三個院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胡適利用自己的聲望和關係，寫信勸說朋友，四處網羅人才。經他手所請的知名學者即有孟森、錢穆、馬敘倫、湯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實秋、聞一多、溫源寧、葉公超等人。除了文學院之外，理學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薦或力邀，如丁文江、饒毓泰、吳大猷等。
有些學者或因個人困難，無法到校任教，胡適不得不多次去信說服。有些或因校內原因，暫無法聘請，他不得不尋機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學人不宜教課，胡適又建議設“研究教授”。
通過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羅致了一批學有專長，成績卓著的的名流學者。教師隊伍的充實，爲重振北大提供了師資基礎。
胡適這時在校內擔任了許多職務。除了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之外，還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學生事務、圖書館、財務諸委員會委員，《北大學生月刊》編委會顧問，一度還任教育系主任。至於校內的一些臨時兼職和學術團體任職，更是難以勝數，幾乎校內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決策人之一。
不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個主要發言人。
鑑於胡適的聲望，1932年4月，國民政府曾有意讓蔣夢麟出長教育部，而由胡適任北大校長，被胡適堅辭；他寫信希望蔣夢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衛1933年3月3日，曾來信要求胡適出任教育部部長，亦被他回絕。
談及30年代北大與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時，陶希聖曾有一段回憶：“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院長之智慧，二者相併，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國立八校六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務工作之中，胡適還擔任教學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講“中國中古思想史”課，這是他1925年9月離開北大以後第一次重返北大講臺。
他日記中說：“在二院大禮堂，聽講者約三百人，有許多人站了約兩點鐘。”
此外，胡適還舉辦了一些講座，影響較大的有在國文系所講“中國文學過去與來路”（1931年12月30日）、“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這時期，他還將自己的講稿《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和《中國中古思想史綱要》（十二講）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六年時間被稱爲北大的“中興”時期，胡適實在是功不可沒。
自從胡適移居北平之後，在他的周圍又漸漸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學生。他們常常在胡適家或者歐美同學會裏聚會，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
據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回憶，有一次在清華俱樂部舉行的晚餐上，大家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週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主編過《時代評論》的陶孟和第一個就給他澆了冷水。胡適對此也不是很熱心，不僅《努力週報》論政的失敗，還仍然在他內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陰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常搞得他難於應付。胡適的意見舉足輕重，因爲“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爲不辦刊物則已，倘若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適莫屬”。
不過執著的蔣廷黻並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樣的主張，結果這次終於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據丁文江的提議，他們還是按照《努力週報》時期的辦法，先在聚餐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一個獨立社，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預備先積三個月的存款，最少達到800元，然後出版。爲了財務上的方便，丁文江還邀請了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竹垚生，加入獨立社。胡適雖然此時仍不熱心，但在朋友們熱心的激勵下，也就承擔起了籌備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適出面，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正式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週刊《獨立評論》。
《獨立評論》這個中國現代政論雜誌，1932年5月22日創刊於北平，週刊，胡適任主編。該刊頭兩年的經費由獨立評論社社員自行集資，奉行“獨立“精神，發刊詞稱：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所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
獨立評論》的發起人和骨幹有胡適、傅斯年、翁文灝、蔣廷黻、丁文江、吳景超等學者、名流，大多留學歐美，有較深厚的學術專長，受過西方民主的薰陶。
該刊前四年共登載文章一千多篇，社員承擔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兩年的時間內發表了35篇之多，蔣廷黻在兩年半之中發表了近40篇。
他們關心國家時事，主要以刊登時事評論的文章爲主。同時也刊載一些雜文、書評和遊記。並且所設的“問題討論”一欄，經常討論政治、文化、教育、婦女等問題，其中對於高等教育現狀與改革的爭論、對日政策的探討、中西文化的討論在當時反響很大，是三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第1期刊登胡適所作的《引言》言道：“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辨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佈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重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爲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我們幾個人的知識見解是很有限的，我們的判斷主張是難免錯誤的。我們很誠懇的請求社會的批評，並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