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做爲一個社會中人，做爲一個社會上的刊物，想做到胡適所向往的“獨立”，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雖然，胡適及其同人確實爲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爲了保持“獨立”，他們的刊物，不要任何黨派津貼，也不要什麼老闆問津，而是社員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爲基金，社員作文不取報酬。因爲他們知道，經濟上不獨立談獨立必是一句空話。
《獨立評論》創刊的時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的嚴重時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堅持對日不抵抗，對內加緊“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在對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接連三次“圍剿”失敗之後，又積極策劃發動第四次“圍剿”，到1934年更傾全力發動第五次“圍剿”。那時的中國，“邊地”上是日本兵打進來，日本飛機炸進來。在“腹地”，是中國兵打進去，中國飛機炸進去。真是裏裏外外都是炮火連天。
國民黨剿共，打出的旗號是剿匪，對此，胡適說；“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爲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爲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勢力。……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
他呼籲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黨”，並“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
有的文章作者，不贊成共.產.黨用兵力來革命，卻也利用回鄉機會，查訪和向與共.產.黨確無關係的人打聽共.軍和“剿.共”的情況，向讀者報告某些實際情形，如國民黨地方政府如何“藉口剿共防匪可以無限制的加徵”錢糧；國民黨官軍如何“騷擾或叨擾”百姓；以及“剿.共軍隊愈多，共.軍勢力必日大一日，因爲政.府派往剿匪的軍隊把槍械賣給他們”；共產主義對貧苦老百姓，“真所謂暗室明燈”，“勢必如燎原之火”。??如此而發出“獨立”的聲音。
胡適的有些文章，在讚揚近代中國爲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志士時，甚至也一併讚揚那些爲“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認爲“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他們爲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胡適也並不諱言“蘇俄的進步是日新月異的”，並說“蘇俄的偉大的試驗，在這兩年之中，也逐漸得着了世人的承認與瞭解”。
作爲這個政府的財務委員，做爲被蔣介石很高看的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氣，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獨立精神。
對於國民黨蔣介石，《獨立評論》一班人的基本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點距離，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說：“國民黨固曾爲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我們這專心同情於國民黨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傷心，今日誠有啞子喫黃連的苦處。”
必須承認，《獨立評論》做爲雜誌還是很成功的。
全年只出50期，逢週日出版。每期定價洋4分，預定全年50期加郵費共1元6角，半年9角。國外全年加郵費1元4角，香港澳門加8角。
《獨立評論》社址設在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衚衕2號租來的一處民房裏，其編輯委員會由三人組成。胡適任主編，蔣廷黻和丁文江協助編務。5年多的時間裏，主要編輯工作還是由胡適承擔的。只是在他出國和生病期間，蔣廷黻、任叔永和吳景超都曾接替編輯，但爲期比較短暫。編輯工作一般胡適都每週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點鐘。
《獨立評論》所以辦得成功，除了胡適及其同人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經理人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廣東順德興寧人。1929年，黎昔非轉學到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國學研究所讀研究生時，胡適又恰好在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在《獨立評論》的籌辦期間，胡適覺得“昔非同學爲人最爲誠實，責任心特強，又有工作能力，擔任《獨立》的經理最合適了”。
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談到黎昔非時說：“他從《獨立評論》出版至抗日戰爭停刊時止都是他主持排印、發行工作。……他很忙，從來沒有工夫去玩。”特別是每到星期日發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卷報，裝封，打包，對住址。
黎昔非的表現，得到了胡適的首肯。《獨立評論》創刊三週年時，胡適在《又大一歲了》的紀念文章中，特別表揚黎昔非說：“在這賀週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看護婦。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行所的事務。說也慚愧，我是實行我的無爲政治的，我在這三年之中，只到過發行所一次！這三年的發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
不幸的是，由於黎昔非與胡適及《獨立評論》的特殊關係，新中國成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爲他揹負一生的歷史問題。特別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那場“史無前例”胡鬧中，黎昔非被抄家、隔離，後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
《獨立評論》第一期只印了2000餘本，此後發行量逐步遞增，在《獨立評論》3週年的時候有7000多個讀者，但到慶祝4週年的時候，就已經翻了近一倍，發行量達到13000多份。在國內40多個城市設有代辦處，並遠銷到香港、澳門和歐美地區。“《獨立評論》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其次是公務員，再次是開明的商人”。除此之外，還有少量青年軍官。《獨立評論》出刊非常穩定。
《獨立評論》社員最初有11人，後來社員散在各地，有的從政，有的出國，爲了維持刊物，又增加了幾個社員，但最多時也不過十二三人。這些社員除每人每月捐出認捐的經費之外，還有投稿義務，但其中經常寫稿的也不過八九個人。因此，胡適一開始就預見到，“我們都是有職業的人，忙裏偷閒來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會常有好文字做出來。”這也是得自於《努力週報》和《新月》的教訓。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對於《獨立評論》，胡適一開始就“不希望他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爲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他成爲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
可以說，《獨立評論》所選定的議題，都是當時有責任感、熱心國是的知識分子都注意的熱點問題。因此，它刊發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讀者的反響，引發熱烈的討論。不僅如此，《獨立評論》的同人還藉助各種關係向專家學者約稿。這樣出了幾期之後，《獨立評論》影響不斷擴大，社外投稿也漸漸增加，成爲維持《獨立評論》的重要支柱。
發行量超過1萬份，並擁有一個多達300多人的作者隊伍，《獨立評論》真可以說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狹窄範圍，實現了胡適對它的期望，變成了一個“全國人的公共刊物”。也成爲胡適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正因如此，胡適非常鍾愛《獨立評論》，常把它親暱地稱爲自己的“孩子”。而且雖然《獨立評論》的社員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紛紛從政，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也接連離開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適編輯的擔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沒有停刊的打算。
1937年5月23日，《獨立評論》出版第235號的時候，胡適在當期的編輯後記中還打算着等到第250期的時候，給這個孩子喫“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變”打破了他的夢想，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得《獨立評論》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號以後不得不匆忙停刊。
1933年3月，國府行政院長汪精衛曾致信胡適，請胡出任教育部長。胡適卻打定主意不做官，復汪信說：“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留在政府外邊能爲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爲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爲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爲國家做一個諍臣，爲政府做一個諍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