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大明元輔 >第180章 稅改大幕拉開
    高務實管理自家的京華都是習慣於自己只做規劃,具體事務分配到人,他頂多把負責的幾個人叫過來面授機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這個戶部尚書的時候去管“二十八兩銀子的蜂蜜”,那是絕無可能。

    攫欝攫欝。洪武型財政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耗部門與納稅人直接對接,而中樞財政部門——也就是戶部,並不具備中樞調控作用,這會導致什麼?當然是導致在這種財政分權之下中樞沒錢。

    你看,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徵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徵收營建物資和勞役,宮廷徵收皇室用度消耗……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些衙門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那麼戶部幹嘛?戶部就管着那點糧食和一條鞭法施行地區的糧食稅。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戶部尚書也並不好當。據黃仁宇統計,1380年後上任了89位戶部尚書,其中25人致仕離職、22人轉任他職、16人被解職、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處死、3人被流放、1人未經允許而離職、1人死在戰場上、1人自縊殉國,最後還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書里居然沒有詳細資料說明下落。

    高務實很清楚這個洪武型財政是個什麼東西:朱元璋居然將這麼龐大的帝國,只視作一個自產自銷的農村!

    巘戅九餅中文巘戅。他以爲只需要降低田賦,安撫好農民,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可惜現實很骨感,這種各部門自給自足的財政體系,僵化而沒有彈性,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該收稅的人羣收不上來,就只剩下一條路:把負擔攤派給看起來不會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諷啊!這幾乎跟當初朱元璋的設想南轅北轍,他最想保護的人變成了這個制度下面最好被剝削的人。

    那麼“洪武型財政”是如何演變成到這個地步的呢?

    衆所周知,明朝名義上的稅率其實相當低,這跟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窮苦出身有關係。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輩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擴張財政收入,而是給各地規定好了稅率,把各省市的稅糧收入刻在石板上,樹立於戶部的門堂之內。

    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稅。

    然而正如高務實此前在中強調的那樣,低稅收的代價是國家放棄了許多政府職能,於是大明朝只能要求軍隊屯田自給軍糧,推行鄉村裏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實上,高務實在京營改制中搞出來的生產建設兵團與禁衛軍“分立加合作”,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給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還不僅如此,他立下的祖制使得大明朝廷給官員發放的俸祿也很少。後來寫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員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爲只是銀錢少?那可不止於此,洪武型財政的實物經濟下,官員們的俸祿並不全是銀子、銅錢和寶鈔,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較著名的有胡椒、蘇木等都曾被當成工資發給文武百官。

    至於布帛那就更常見了,甚至各地產出的不同布、帛、絲、絹、綢、緞等等,都能給你折算一下然後當成俸祿下發,而戶部很不幸就管着這個折算——你折算高了戶部虧空,折算低了百官唾罵。

    類比一下後世的話,就好比你在政府機關上班,平時打交道的都是各種上級文件精神、下級工作報告,然後到了給你發工資的時候,政府說組織上現在不發錢,反而給了你幾百斤雞蛋說這玩意就是你的工資,請問你什麼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後還要去開個雜貨鋪才能把工資真正換成錢嗎?

    所以說實話,在這種沙雕制度之下,官員很難不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決方案。

    他的解決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寫了恐怕可以稱之爲中國第一部反貪教材的,這裏頭有明確規定,貪污六十兩白銀就會被斬首示衆,還要把皮剝下來塞進稻草掛在官府辦公室作爲警示,這就是著名的“剝皮揎草”。

    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污,因爲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居然窮到“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系統飛快黑化,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大明官僚,在經歷這種“要理想還是要現實”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

    於是,身在朝廷的每個人都開始拼命給自己創收,而中樞財政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後期相當程度的基層自治。都不說其他地方,只說河南新鄭,如果當地有什麼事高家不點頭,新鄭的縣尊老爺能辦得下去嗎?然而高家在鄉梓還屬於良宦良紳,換做土豪劣紳會是怎樣,那幾乎不言而明。

    這種近乎於“民間無政府”的狀態導致大明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面,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徵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面,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一地在隆慶年間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制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徵稅始終辦不下來,直到高拱當政、高務實崛起。

    洪武型財政就像裏的胡僧淫藥,當浸淫其中者都成爲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沒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轉衰,最先就體現在財政的入不敷出上。作爲國家最主要的稅收,田賦一直呈現下滑。永樂年間田賦收入保持在3000萬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這一數字已經滑坡到2500萬附近。也就是說大明社會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後,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提升,甚至還減少了近兩成。

    後世紅朝建立才幾十年,經濟規模翻了多少倍?縱然時代不同,發展速度總有區別,可是兩相對比,高務實怎麼能忍受這種不僅落後而且奇葩的制度!

    這背後是權貴豪紳們一邊廣佔田地,一邊給自己減稅免稅;平民百姓卻不僅要繳足稅款,還要面對額外的攤派和徭役。有錢的不繳稅,繳稅的沒有錢,這種奇葩國情極大的挫傷了稅制,全國逐漸開始大面積的拖欠稅款。據黃仁宇考證,到崇禎年間,整個帝國財政稅區已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縣城沒有向中央上繳任何稅收。攫欝攫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