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李如松的個性放在明初那會兒，其實並不顯眼，因爲在那個時期，以淮西軍功集團爲首的武將可以壓着文官耀武揚威而不被質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將門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務實這樣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處世態度也不至於有太大的後果，了不起被人說一句剛愎自負，官場上願意提攜的他的人少一些罷了。
壞就壞在他既是將門出身，又動不動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寵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這種情況發生在這種時期，當真是神仙難救。
以高務實這樣的出身，敢於拿祖制開刀搞改革，也不敢輕易改變所謂以文御武的傳統，原因其實很簡單：任何居於穩定統治期的政權，都必然是文官政權。/
武將相對於文官在政治上處於優勢的時期，通常而言要麼是開國之初挾“打天下”之餘威，要麼是國家大亂之際恃“挽狂瀾”之實力，從來沒有在國家穩定時期出現武將集團控制國家的情況。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亂將起。
事實上，有明一朝雖然財政制度極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進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爲優秀的制度。
衆所周知，政治制度這種東西最關鍵部分就在於制衡，任何一種權力如果處於無可限制的狀況，都會導致國家全面失控，無論這種權力屬於誰——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將。
後世提到關於明朝體制的問題，總會中樞的最高權力在皇帝，內閣的作用只是顧問，六部的權力也比較弱。但其實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創立這套體制的初衷，實際上則只在洪武和永樂兩個朝代真正執行過。
事實上終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樂兩朝的政治體制非常接近於後來的韃清。到了仁宣之後，因爲當時文官治國的思想開始逐漸濃厚，具體的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皇帝的行政權開始逐漸萎縮。
必須承認，這樣的演變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個國家在穩定之後各級官員的訴求，而不是什麼皇帝昏庸之類的問題而導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會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嗎？顯然不可能，但韃清的情況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員也不敢有這樣的訴求。
爲什麼？這個朝廷的官員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麼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權？
這種轉移在景泰和天順兩朝基本完成，這是由於兩方面原因同時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於直諫皇帝，敢於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對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所以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的執行行政權力。
這也不是什麼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韃清的統治者當然也沒法一個人管理國家事務，但他們與大明不同，他們自己就是少數派，團結少數派壓制多數派，這個難度反而小得多——因爲需要分紅的人少了。
他們死守着他的權力不信任漢族大臣，而韃清朝廷裏想爭取權力的也就只有漢人大臣——“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這種話，只能是李鴻章這樣的漢臣才說得出來。參加“東南互保”的都是漢臣，滿臣即便同意東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這就是明證。
到了弘治以後，情況就已經是皇帝越來越難控制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徵，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權力意識的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而如嘉靖的大禮議、萬曆的國本之爭等等，都是皇權與文官政權的衝突。
此時，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他們的確始終掌握着對任何事情的最終決斷權，但是平時的行政權力已經幾乎完全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裏。
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爲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鬥爭。
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並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並不那麼怕死。當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經常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
不是作爲個體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們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們也不敢違背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這就是所謂“沒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階級。”
高務實也不敢。作爲文官集團的一員，甚至是領袖之一，他擁有足夠強大的名望和實力，卻同樣不敢在這一點上打馬虎眼。
他對武將的態度比絕大多數文官對武將的態度要好，但那是個人態度，外界只會說他高司徒爲人隨和，因爲他並不是要給予武將與他平起平坐的權力。
轉回到皇帝，朱翊鈞與他的爺爺嘉靖同樣是少年天子出身，兩個人也都有着頗爲了得的政治手腕，但爲什麼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以皇帝的勝利而告終，而朱翊鈞時期的國本之爭卻以文官集團的勝利而告終？
是文官集團在萬曆朝變得比嘉靖朝更強大了嗎？未必。事實上，這裏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皇帝本人的思維。
高務實當年看過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說，且不論其合理性與否，首先它們當時給了高務實一個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對其統治的影響。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當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徑庭。而穿越者是一個久經世事知識淵博的人，還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底層小年輕，同樣也有很大的影響。
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的思想侷限性，比他的生理侷限性，就更加嚴重了。
首先，他受到時代的侷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夠突破時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個人階級的侷限性，他所處的階級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侷限了他的見識；再次，他受到了個人教育的侷限性，人的思想是後天形成的，教育讀書這種間接經驗，也會嚴重影響其思想。
對於明朝的土著皇帝來說，他不可能突破時代的侷限，看到歷史發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縛着宮廷中成長的個人經驗，也讓他嚴重缺乏對整個社會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