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達意思的，“可以直立並走動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木字，木是障礙物，所以“休”，停止走動了；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言字，那就是這個人去帶話，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擁有自行決定行止的個體。
民則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畫一個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體。郭沫若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爲“民”是“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爲奴徵，故古訓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認爲，在殷商時期，“民”字這個象形字就是用一個錐子刺瞎左眼，這樣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隸。
但後來有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並且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爲該象形字的意思，那個所謂的“錐子”其實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爲民。
什麼叫目光向下？就是低着頭看地面，指不敢擡頭平視——當然，不敢平視的對象是指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
於是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出結論：“人”的地位高於“民”。
這不是隨便說說，看看經常性的組詞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勝天”、“敢爲人先”等，都包含着強烈的褒義，而民字固然也有褒義的地方，但更多的卻是如“賤民”、“草民”、“暴民”等這類貶義組詞。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時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這和紅朝以後的取名風格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但也可能有人會問，那“李世民”怎麼解釋？他被取名的時候固然還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隴西李氏當時也是八柱國級別的門閥啊，爲何就有了“民”字在他這個世家公子的名字裏頭？
那是因爲李世民的“世民”絕非“世代爲民”，它的本意是“經世濟民”——濟民啊，什麼叫濟？救濟的濟，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萬民。
正因爲“人”與“民”在古代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無論在《論語》還是先秦的其他文獻中，“人”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人”指區別於萬物的“人”，所有的“人”；狹義的“人”是指與“民”相對的“士”以上階層的“貴族”。而“民”則是指除狹義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漢語中“誨”字從言，與“言語”有關，“教”從反“文”，與“武力”有關。孔子“誨”的對象是“人”，“誨”的內容是“知(智)”；“教”的對象是“民”，“教”的內容是“戎”與“戰”。
到了大明朝，由於文官集團已經牢牢掌控了社會話語權，並且用各種民本思想來限制和約束皇權，故而對於“民”的歸屬，他們也出現了態度上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說“教化萬民”的時候，文人士大夫們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認爲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牽涉到利益，尤其是與皇權衝突的利益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態度就變了，認爲自己是“民”——我連爵位都沒有，官職也不能世襲，顯然不屬於“貴族”，那我憑什麼不是“民”呢？
因爲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與我爭利。這也正是歷史上東林黨認爲收他們商稅就是“與民爭利”的基本思想來源。
至於你要問，那爲何田賦又能收呢？嗯，因爲田賦是歷朝歷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歷史的慣性的，而且他東林黨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賦，即便要交也交得極少，那當然沒有問題。你要是跟東林黨說以後官紳一體納糧，你看東林黨會有什麼反應。
然而眼下襬在高務實面前的難題在於，東林黨是利益集團的朝中代表，實學派難道就不是利益集團了？
顯然不可能，實學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團這個窠臼。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當初以高拱爲首的實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黨”性質，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於皇權而形成。
在高拱時代，實學派依靠皇權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話語權，但經過郭樸、張四維時代，實學派已然逐漸做大，此時又怎麼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這時候大家發現，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個現成的門路，只要搭上這艘大船，利益就能確保——這艘大船就是京華。
依託高務實點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實學派官員逐漸進入“泛京華”體系，如果京華是一棵樹的主幹，那麼他們就逐漸成爲了枝和葉。
“師兄家中別院可有園丁？”高務實問道：“園丁剪除冗枝雜葉，是爲了整棵樹能夠長得更加幹高葉茂。”
吳兌眉頭大皺，道：“那這些‘冗枝雜葉’你又打算如何處置呢？愚兄方纔已經說過，你若棄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願意收攏起來。”
高務實道：“豈能棄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說了麼，去掉冗枝雜葉是爲了主幹更高——師兄，我們在江南地區要和那些人見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