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和大政府，歸根結底就是有限責任政府和無限責任政府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本書前文曾經簡單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而按照高務實的看法，以中國的傳統思想體系而言，其實是更適合大政府的，但那只是從思想體系而言，在實際操作中未必如此，因爲條件有限。
什麼條件？發展程度。
發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詞，代表着方方面面，社會制度體系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罷，都屬於發展程度問題，除此之外甚至還有國家財政水平之類。
大明朝從國家建制上來講，算是絕對君權制度，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國曆代“皇權不下縣”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國家財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裏”的制度。
想想看，有明一朝縣級衙門的正式官員才幾個人？
有原文在此作證：“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徵，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爲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僱役、借債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減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若山海澤藪之產，足以資國用者，則按籍而致貢。
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丞簿職。縣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編戶不及二十里者並裁。”
換句話說，一個縣的正是官員只有幾個人：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
正式編制就這些，攏共四個人。倘若是小縣，那還要少一些，沒有主薄或沒有縣丞，甚至都沒有。當然，縣裏還有其他所謂的“吏”，但吏從來是不屬於正式官員，是不歸朝廷財政負責養活的，理論上是由當地“留存”的田賦養活。
這麼幾個人，能管理好一個縣的事務嗎？放在後世那肯定不能，因爲後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這幾個人就算三頭六臂都管不過來百分之一。
那這一對比就很令人詫異了，大明朝一個縣才四個官，是如何管過來的？
其實就兩條，一是靠鄉紳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儘量不管，此所謂“民不舉官不究”，只要沒人來喊冤，我就當這個縣是路不拾遺、朗朗乾坤，至於私底下有多少罪惡醜陋，那不關我事。
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國家財力不足以養活那麼多行政官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思想來源，即漢初曾經非常盛行的黃老思想。
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爲“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爲道是作爲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爲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如說點現實的。譬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爲君主應該無爲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提倡“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爲而達到有爲。
但是，這種思想也就意味着這個國家的發展是靠自發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現，它不需要規劃，全靠自發形成、自發發展而來。
在高務實看來，城市發展由自發而進入規劃，是一種必然出現的進步行爲，在國家有能力進行規劃的時候，規劃總比不規劃要好。例如唐代長安城規劃出了東西二市，商品經濟發展很快，這纔出現了用“東西”指代物品的新詞彙。
只不過在古代社會，能夠規劃一下首都就已經難能可貴了，要規劃更多的城市之細節可能的確力不能及。
高務實始終認爲，力不能及就該儘量想辦法加強這種“力”，而不應該坐等着這種“力”自然形成——或許有一天會形成，但未免太慢。
黃老思想的優勢的一面是允許民間自由發展，劣勢的一面則是放任民間無序發展。
高務實作爲穿越者當然很清楚，自由發展有利於提升社會活力，但他同樣知道無序發展必將帶來的隱患。後世西方很多國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發展，但因爲沒有足夠的引導和限制，就經常要承擔無序發展帶來的惡果——例如經濟危機。
所以在高務實看來，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罷，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讓社會發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時，又不會如洪水氾濫一般無法收拾。
大明朝廷如今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在於文官集團實際上對皇權極端不信任，而朝廷這個統治機構本身也被他們看做是皇權的衍申，故而哪怕他們自身就在這個機構之內供職，依舊會因爲這個機構的擴編而懷疑其正當性。
這種情況看起來似乎動搖了“屁股決定腦袋”這一真理，但其實不然，並沒有任何破壞，因爲絕大多數官僚的第一屬性並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們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鄉梓的地位豈不是就越發下降了？我這個官又不能世襲，很顯然家族延續、家族利益纔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你皇帝怎麼能和我搶這個！
在這種深層思想的影響下，高務實的收權、擴權之舉當然會迎來反對之聲，這一點早在他的預料之中。當然，高務實本身並不是想要繼續擴大皇權——哪怕現階段看來是這樣，但歸根結底他的目標可不是這個。只不過……現在和別人說這個毫無意義，一切還要看他將來的手段。
沒有人會把“限制皇權”掛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論及相關事務時都會拿百姓當做幌子，正如此時徐學謨的質疑：“天下黎庶供養百官，若這官員無休止地增設，難道不是在漁獵百姓？”
面對這個疑問，高務實拿出他一貫的觀點來反駁，道：“此前亦有許多人反對開海，如今開海近二十載，朝廷每年可從海外獲利二百萬兩庫平銀不止，試問開海可曾殘虐百姓？”
他見徐學謨張口欲辯，先擺手制止，繼續道：“本部堂曾一再論述，天下之財富絕非一成不變的，實如種地一般，多種則多收。故我朝廷所當爲者，是想方設法讓百姓‘多種、優種’，籍此提高總的產量，而非因循守舊，死抱着原有的那點家當算來算去。